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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沧桑
来源:县委党研室     作者:陈伟清     文章审核:县委党研室     责任编辑:李育     日期:2012年9月18日     浏览213 次     字体:[ ]

——记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泗水被活捉的飞行员筒井重雄

 

   (一)

那是199528日,阴历正月初九,大家还都沉浸在春节的喜庆之中。一上班,泗水县政府内驶进一辆挂着济南空军牌照的轿车,从车上下来一对老年夫妇,男的名叫张开帙,现年75岁,退役军人,曾任中国空军司令部军械部部长;女的叫王麦林,现年70岁,也是退役军人。他们径直找到办公室主任张长春,向张主任说明他们来泗水的目的是寻找19451月在泗水县境内捉拿日本飞行员筒井重雄(原名木暮重雄)的“中国老乡”。张主任立即安排人员陪将军夫妇查找,后几经曲折,终于在泉林镇李家庙村找到了当年捉拿日军飞行员的王长和的大儿子王衍禄。王长和已于19942月去世,享年84岁。王衍禄大致叙述了情况,与筒井重雄回忆录记述相符。交谈中,王衍禄又猛然想到父亲在世时,让人记录写下的口述材料,急忙翻箱倒柜,翻来翻去,翻出来19861115日写给“敬爱的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的材料,泛黄的信纸上,字字清楚,历历在目。捧读完长达6页信纸的材料,张将军确信无疑,此文的口述人王长和就是当年捉拿日本飞行员木暮重雄,曾被木暮重雄称之为“大大狡猾的敌人”,而现在却又是筒井重雄托他要找的恩人“尊敬的一位老百姓先生”。

此时的张开帙、王麦林夫妇异常高兴,而又非常遗憾。高兴的是一天之内,把日本友人相托之事办完,了却了日本友人的心愿,也为中日友好办了一件实事。遗憾的是筒井先生要找的恩人王长和老人已不在人间。此时此刻,张将军的怀中,还揣着199410月筒井先生率团访中国时托张开帙先生寻找王长和的信和随信寄上的一万日元。

当天晚上,张开帙夫妇怀着既兴奋又惋惜的心情离开泗水回到济南。

几天后,泗水县政府收到张将军的来信,信中说:思考再三,还是决定请泗水县政府将日本友人筒井重雄的信、钱转交给王长和的孩子。

县政府办公室里,王长和的大儿子王衍禄、小儿子王衍美,静静地聆听着那位当年曾来过他家,被他爹抓住的日本飞行员写给他爹的被译成中文的信:

“五十年前救了我的老百姓先生:

您好!首先向您致以敬礼!我是住在日本长野县饭田市上乡饭沼16711的筒井重雄(原名木暮重雄),在50年前,即1945115日傍晚,在曲阜附近飞机迫降时的日本飞行员。

50年前的情景,时时在我眼前浮现。

我希望能够找到您,此次访华,特写此信,向您表达我的敬意。

当时我知道我是敌方迫降的飞行员,怕被杀,而逃去了,后又被抓了回来。在八路军中,我经常想,是不是要杀了我,但八路军没有杀我。后来我同山东抗日大学的学生一起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必须反对侵略战争。在这以后,我在山东参加反侵略战争,与八路军共同战斗,又到山东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航空学校,将我在日本军队学到的飞行操作技术教授给解放军。

在这所航空学校,有很多山东抗大的学生,现在山东省政府的张积慧就是其中之一。

这次访华时,我想50年前那个老乡即使杀了我,也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仅仅是报告了军队,才有了现在的我。我想当时日本军队对中国老百姓的行为,他在抓住我的时候,肯定是想杀了我,以雪心头之恨,但他却为我生火取暖,烧茶煮饭,一面通报八路军。他的行为至今使我感激不尽!为表示感激的心情,随信寄上一万日元。

我托福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老百姓们。虽然仅是一个晚上,但一想起当时的情形,我总感到幸福。

祝您全家幸福!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筒井重雄1994.10

读着这发自肺腑的来信,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这是一个当年在侵华战争中当过炮灰,后又迷途知返,脱胎换骨,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号的日本老人的心声。

我当即把此事向县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泗水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很快将王长和生前的照片和他的孩子们现在的照片寄给了筒井重雄,并给筒井写了信,邀请他来泗水访问。

 

   (二)

筒井重雄,是当年侵华日军第19航空中队,第15期少年航空兵毕业的飞行员,当时名叫木暮重雄。战争中驻扎在华北基地唐山机场。1945年,当时任内务班长的木暮重雄被派往南京去接收隼式战斗机。出发前,年轻气盛的木暮把接收新型战斗机的“光荣”任务写信告诉了远在日本国土的母亲。“亲爱的妈妈,这次出征一定会做出使您高兴和满意的伟大事业,以报答祖国和您的养育之恩”。他反复地读着写好的信,心中充满了作为日本空军的自豪和骄傲。去南京接收飞机用的是双发高级教练机,由谷口曹长驾驶,同行的有本庄曹长和去南京领取航空器材的石田伍长。他们在南京等了几天,被告知,由于经常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要领的飞机不能按时交出。这样他们请示了唐山驻军本部,回答说:只派本庄曹长一人搭便机去武汉接飞机。木暮和另外2人驾原机返回唐山基地。

他们驾驶的双发高级教练机,无武器装备,怕上午飞行遭受袭击,选择下午离开了南京机场。这一天,华中平原呈现一片白皑皑的积雪,他们沿着津浦铁路线向北飞去。徐州很快就在机翼下掠过,眼看就要到济南了,可就在这时,仪表盘上的润滑油压力突然下降,驾驶员谷口曹长大声喊道:“不好,左侧发动机有故障”。他们一片惊慌,想掉头到徐州机场降落,因已是傍晚,徐州无夜航设备,不能降落。若继续向前飞行,前面是高1500米的泰山,要用一个发动机飞越泰山还没有把握。正在手足无措时,左侧发动机的润滑油压力已降为0,飞机发动机声音异常,这时他们才决定找一块河边平坦的草地着陆。飞机降低了高度,在空中盘旋。薄暮中看到一块平地,准备迫降。待降下高度仔细一看,都是些高低不平的坑洼地,周围还有几棵粗壮的树木。此时,飞机已自动向左倾斜,向右拉驾驶杆已很费劲,飞行失去控制。就在他们奋力操纵失控的飞机时,“哧”、“哧”,倾斜的机翼挂住了大树头。“咕咚”一声巨响,飞机的左翼被大树撞断,飞机一头栽到泗河岸边的泗水县大黄沟乡大崇义村南的河滩里。

当木暮苏醒过来时,四周已什么也看不清了,在惊慌中他擦了几下眼睛,恍惚中看到,机仓盖已撞掉,两个发动机都掉了下来,驾驶杆也摔断了。自己的头碰破了,手划破了,满身都是血迹。木暮用力解开系在身上的安全带,跳出机仓,“扑通”一声掉进水里。这时他听到另外两个飞行员的声音,谷口曹长喊“喂!怎么样,没事吧?”“喔!还好,没大事。”石田伍长答到,三名日本飞行员狼狈地从水里爬上来。

日本飞机在低空盘旋时,把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吓的不轻,残阳照在飞机身上,映的一片血红,不知鬼子要搞什么名堂,转眼间,眼看着飞机栽到河里,人们不约而同地向河边跑去,想看个究竟。

“糟糕!我们被敌人包围啦,快快逃离这个地带。”石田伍长喊着,就一个人先跑了。后来据原八路军石莱区队战士,现年73岁的李兆存老人讲,石田独自一人跑到新泰县石莱郑家泉村,石田到村上拿出日本金元券买烧饼吃,老百姓一看是日本钱,不卖给他。就报告给了八路军区队,李兆存和战士们将石田包围,劝他投降,石田大喊大叫,就是不投降,拔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切腹自杀。区队派村里出工,将石田的尸体送到日军鬼子占领的泗水县尧山北磁柴日军踞点,日军将石田的尸体浇上汽油焚烧了,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下场。

惊恐万状的木暮二人凑到一块,谷口曹长带上手枪,木暮手握日本九五式军刀,商量着如果遇上八路军捉捕,就和八路军拼命,不行就自杀,决不当俘虏,为日本帝国尽忠。

木暮的腿在迫降时被撞伤,长筒航空靴里也灌进了冰水和泥沙,脚磨破了,疼痛难忍,行走非常困难,再加上天气很冷,没走几步就走不动了。他们藏在公路边一个洼地里。疼痛、饥饿和寒冷并没有使这两个年轻的日本兵屈服。他们把靴子、袜子脱下来,把脚放到对方的前胸暖和,并相互鼓励着,要坚持到天明等待日本军队来救助。因为飞机迫降前,他们错把泗河当作汶河,向机场发出了求救电报。当时汶河附近驻扎日本军队比较多。

离飞机迫降地不远有一个村庄叫李家庙,村农协会会长王长和听说村西边泗河里落下一架日本飞机,飞行员跑了。就带了几个民兵赶到迫降现场,这时飞机周围已埋伏了许多民兵,他和去的人一看没有什么动静,也只好回家了。王长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村子离飞机降落的地方三四里路,日本飞行员跑了,几个人?能跑到哪里去呢?残忍的日本鬼子可是烧杀奸淫,没有干不出的坏事啊!他一夜没有合眼。天刚朦朦亮,就起身背了个粪箕沿着公路向西走去,想再去那个地方看看。当时泗河以南是敌占区,在泗河北部,住着八路军,东北部的韩家村也住着八路军。想到这些,王长和心里也柱壮了。王长和的走动声,惊动了藏在公路边洼地里的两个日本飞行员,他们认出是一个老百姓,想继续隐蔽起来,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惊魂未定的飞行员不由自主地蹦起来,一人握枪、一人持刀,严阵以待。他们先是把王长和吓了一跳。王长和一见手持武器,穿着日本飞行服的人,断定就是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一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面对两个手持武器的日本飞行员,如果硬拼显然不是对手。他灵机一动,和气相待,学着日本人讲话模样,大声招呼起来,“朋友的!朋友的!”。两个日本人听不懂他说的话,仍然瞪着双眼,警惕地看着他。王长和一看没有反映,见他们都穿着袜子站在地上,其中一个人还没戴帽子,就先取下自己的套头帽子扔过去,又把棉鞋脱了下来,扔到他们跟前。这时两个日本人叽哩呱啦交换了一阵意见,才松了一口气,认为这个老百姓可能是汪精卫伪政府下面的顺民,是“真正的朋友的干活”。木暮两人又冷又饿,饥寒交迫,于是一个穿上王长和的棉鞋,一个戴上王长和的套头棉帽,用手比划着烧火吃饭的动作。王长和看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边说边打手势,告诉日本人,我家离这里不远,到我家暖和暖和。就这样,木暮让只穿袜子的王长和用粪箕装上他们穿不进的航空靴走在前面,他们手持武器跟在后面,向王长和家走去。

“王长和把鬼子领家去了!”这惊天动地的消息传遍全村,传到了村外,传到了八路军的部队。

王长和把木暮重雄两人带到家里。这是个不大的北方农家院,是一个用土墙围起的院落。北面是三间低矮的草屋。三间东屋,靠北边的两间住着王长和上了岁数的奶奶,当时王长和8岁的大儿子王衍禄给奶奶暖被窝住在一起,南头的一间是灶间,盘有一暖炕,屋里堆放着柴禾。王长和让木暮重雄他们进了灶间上了暖炕暖和暖和,并烧了些热水,让木暮他们洗脚,暖和一下身体。王长和又烧了开水,让木暮他们泡煎饼吃。开始木暮他们心中疑虑,怀疑水里是否放了迷魂药之类的东西,不喝开水喝凉水,不吃煎饼。王长和看透了他们的心思,自己就端起来先吃了一口,并比划着告诉他们离这里不远有日本军队,这样木暮他们才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仅吃,还把剩的煎饼都偷偷地装进了衣袋里。

木暮他们吃完喝完,不见王长和进屋,心里也犯嘀咕,伸头向门外一看,发现院外人影窜动,对面屋脊上,院外墙头上,枪口晃动。不好,上当了!木暮一个箭步跨到谷口跟前说:“那老百姓是大大狡猾狡猾的”。他俩立即紧张起来,手持武器,虎视眈眈,把住门口,决心拼个你死我活。屋外边,王长和此时也心急如火。

“这时,已经天明很长时间了,太阳高高挂起,从树影里透过,照射在院内,空气显得格外新鲜,小鸟叽叽喳喳,也好象是在为我担心。”这是王长和生前口述材料中写到的句子,也是王长和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一人把两个日本飞行员诓到家里来,使他们成了瓮中之鳖。心中有一种自豪感,有一种胜利的喜悦。但两个手持武器的日本侵略者,又岂能善罢甘休,放下武器,就地投降?逮住他俩,才能大功告成。

此时,村里的民兵和群众汇集到王长和的院外,住在大崇义村的八路军九团四连连长带兵也赶到了。他们把王家小院围了个水泄不通。连长询问了一下情况,就和王长和商量怎样才能逮住这两个飞行员,左思右想,一时想不出办法。院外边群情激昂,摩拳擦掌,欲置日寇于死地。上去捉拿,必有死伤。用枪射击,屋毁人亡,更何况李家庙离滋临公路近在咫尺,如两个日本飞行员在此被击毙,疯狂的日本鬼子必将血洗李家庙,全村父老乡亲在劫难逃。怎么办?王长和急得浑身出汗。群众也气愤地说:“这两个家伙很顽固,干脆干掉算了”。有的人想解手榴弹把日本人炸死在屋里。王长和急忙劝道,再想想办法。这场面,这些情况,都被躲在屋里的木暮看在眼里。王长和左思右想,还是觉得不能动武,要生擒。谁又能向前接近日本鬼子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我自己。我能把他俩带家来,就要把他俩逮住,就是豁上性命也不能让邻居百姓吃亏。这时他猛然想起个办法,他急忙找了张纸,让人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放下武器,保证生命安全”,然后和八路军连长耳语了一阵,就壮着胆向东屋走去。王长和心里象揣了个小兔似的咚咚直跳,他咬紧牙关,径直地走向鬼子跟前,一边用手招呼着一边说:“你们过来看看”。木暮他们看到王长和刚才和八路军连长在那里商量一番。现在又拿着一张纸走来,究竟写的什么,想干什么,心里纳闷。于是就十分警觉地凑到王长和跟前,要看纸条上写的什么。王长和举着纸条,有意让持枪的鬼子挨着他看,另一个在一边持刀斜着身子也向纸条上看。说时迟那时快,王长和用尽全身力气,大喝一声,一拳把敌人手中的枪打掉,将敌人摔倒,又反身用左胳膊向面前敌人头部猛击过去,紧跟着又踹了一脚,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王长和一个飞脚踢出门外,手中军刀脱落。埋伏在屋外的八路军战士一涌而上,将两名飞行员制服,捆了起来。木暮他们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

木暮二人被俘后,由于腿部摔伤,脚被磨破,已不能行走,再加上反抗情绪,坚决不走。八路军就从老百姓家借了两个后有靠背两边有扶手的“太师椅”,把木暮二人五花大绑在上面,两边又绑上两个棍子,每人由四名八路军战士抬着往八路军团部押送。

就在押送的路上,天空传来“嗡嗡”声,抬头一看,两架隼式战斗机在1000米的空中沿泗河来回盘旋,寻找迫降的飞机。坐在“太师椅”上的木暮,看到空中的日本飞机,顿时高兴地摇头晃脑。天上的飞机左右摇了翅膀,就向他们飞来。八路军战士一边说“打、打”,一边把木暮他们强行关进附近的民房,躲过了敌机的搜寻。

按照上级的意见,王长和带领民兵来到飞机前,想把飞机掩藏起来,可飞机体积太大,用手用人哪能抬得动。于是让周围村庄的民兵把飞机破坏掉。

木暮重雄他们被八路军抬到团部后,受到优待。团部马上派卫生员给木暮他们检查身体、上药、包扎伤口,关在一间老百姓的房子里,以准备天亮后,送到上级单位。

看守的战士让他俩睡在床上,自己睡在铺着草的地上,夜间木暮他俩乘战士熟睡之际又偷偷地跑了出去。向那里跑,在那里能找到“皇军”。他们一直认为此地是汶河,当地有日本军队驻扎,不仅应有伪政权,还应当有日本军队,所以,他们沿着公路走,昼藏夜行过了几天,在一个村庄附近,木暮他们又被当地民兵发现逮住,送给八路军前线司令部,木暮第二次成了八路军的俘虏。

木暮重雄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极深,又一次被捉回后,心中非常懊恼,抵触情绪更大。总认为被俘是耻辱,要忠于天皇,想尽千方百计逃跑,跑不掉就自杀。

 

   (三)

前线部队把他们转送到八路军根据地。那里有日本反战组织解放同盟。因为木暮曾经逃跑过,这次被捕后被更加严格地看管起来,木暮他们二人被分开关押,每人一间房子,他想反抗也没有办法,就在屋里唱“为天皇献身”的歌。八路军派人找他谈话,他不理,一次,部队组织被俘人员去村外河里洗澡,在进入河塘的一瞬间,木暮突然把陪同一块去的一个中国士兵的手枪夺过来妄图自杀,但枪里没有子弹,木暮企图自杀的计划又失败了。八路军没有对木暮进行处罚,而是看管的更严。

木暮重雄看到解放同盟的成员都穿着八路军的服装和八路军和睦相处,觉得很奇怪。看见这些人,有时分头工作,有时集中学习和讨论问题,还争论不休,更觉的有奥妙。过了几天,管理他们的八路军军官,问他想不想参加学习和讨论问题,他出于好奇,同意参加,结果越听越感兴趣,慢慢地也把自己脑子里想的问题摆出来让大家讨论。开始时,他坚定地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上,为日本所谓的“圣战”,为大东亚共荣牺牲是光荣的等等谬论辩护,但结果,常常从理论上,从事实上,搞得自己理屈词穷。就是在这些争论中,他得到了许多新思想、新看法,激发了他求知的欲望,认真地阅读了仅有的进步书籍和抗日材料。特别是看到各地被日军破坏的情况,了解了日军如何残杀中国人民,如何掠夺他们的财产,奸淫妇女,焚烧房屋……终于认识到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不正义的战争,中国人民和八路军的反抗是正义的,是被逼迫的。又看到了八路军官兵和人民亲如手足,看到八路军官兵的关系是那样融洽,与日本军队相比截然两样,他进一步认识到人民军队的性质,人民军队和人民的血肉关系,人民军队的武器不精又少,人民军队的生活和老百姓一样艰苦,但它是不可战胜的,认识到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在解放同盟负责人的教育下,他初步认识到八路军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而战的军队。并为自己被俘后的反抗感到内疚,他诚恳地在一次学习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从心眼里感激八路军对他的帮助和教育,表示要努力学习和工作。后来,他和一同被俘的谷口曹长又到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学习。这时木暮已坚定了反战的决心。

木暮重雄是一个本质善良的人,当他从理论上、事实上认清道理之后,就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立场,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解放同盟”的各种活动。学校领导看到他的进步很高兴。当时被俘的日军士兵很多,人员成分也很复杂,日本军部有意派遣特务,伪装成投降日军,混入山东工农学校,制造事端,策反投降士兵逃跑。一时识别这些特务有困难,学校领导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木暮。木暮接受任务后,注意观察,了解到特务的身份,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学校,揭露了特务的破坏活动。

在工农学校期间,日本宣布投降后,木暮回到日本解放同盟鲁中支部和八路军一起执行了解除日军武装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

一是设法使驻扎张店的日军向青岛方面撤退。木暮和解放同盟的村田君换上中国老百姓穿的衣服,化装进入张店,又设法找到日本领事馆,代表反战同盟,向没有来得及撤退的日本领事宣布八路军让日军向青岛方面撤退的命令。

二是作为八路军派出的代表敦促日军向八路军交出武器。“八·一五”以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驻扎华北的日本军队并没有立即放下武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到重庆、成都等地,在一线作战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但国际上,只承认中华民国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所以日军不承认八路军有解除日军武装的资格,也不愿意向八路军缴枪,美国也制造舆论与中国共产党作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总部严正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全国各地抗击日军的重要力量,所以具有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力,并当仁不让。当时八路军就派木暮一人前往淄川和博山与驻扎的日军谈判,让他们向八路军投降。木暮不顾生命危险,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地代表八路军总部向日军警备大队长宣布要他们立即投降的命令,迫使日军答应第二天把武器交给八路军。而和他同时派出的另一位解放同盟成员到另一地区的日本兵营中劝降时却被杀害。可见此项任务的艰巨和危险,也从中可以看出,木暮为了正义事业的大无畏精神。

日本投降后,山东地区“在华日人解放同盟”会员已达235人。1945年底和1946年初,山东我军主力大部分奉调兼程开往东北三省,“解放同盟”也随军北上,协助我军收容、教育、遣返日军军政人员及侨民。山东半岛有许多日本人要回国,从解放区向日本的路,当时只有从东北走。于是,山东地区的有关部门就派木暮带领这批日本人乘小船去东北。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他不负众望,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可见,当时山东地区的党组织对他是多么的信任。到东北后,他作了遣返日侨的工作。

 

   (四)

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没有空军,饱受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空中强盗的欺侮,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许多同志牺牲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惨重损失。全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盼望有我们自己的空军!我党历来把早日建立空军摆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派干部到孙中山创办的广州航校和苏联学习航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派人到苏联学习航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从一、二、四方面军选派四十余人到新疆学习航空,还派干部考入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如张开帙等);在延安还成立了机械工程学校和航空研究小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抽调人员学习航空理论,培养了一批航空干部。但是,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不具备建立航校和空军的条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结束,党中央预见到被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多年的我国东北地区,会留下一些机场、工厂和飞机,当即决定利用这一条件在东北创办航校。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先后对建立航校给予了具体指示,鼓舞了建校人员的斗志,明确了建校方向。

东北老航校的建设者们带着党中央的嘱托,以高昂的革命热情,不畏艰难险阻,经过四个月筹备,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在通化建立了我军第一个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代号为“三一部队”。后因国民党知道了航校代号,航校61日迁入牡丹江,又改为“六一部队”。

在牡丹江遣返日侨工作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木暮重雄认识了从延安来的在航校任教官的张成中,知道我军成立了一个航空学校(后被称为东北老航校),他想把自己的飞行技术贡献给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飞行员,于是他毅然放弃回国的机会,要求留下来,为中国培养飞行员。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要求,他加入了中国空军的行列。

当时,我党组建空军,从抗大山东分校选调一批身体好、觉悟高的年轻战士学飞行,这些学员来自地面部队,文化程度不高,对飞行知识陌生。学习条件非常艰苦,飞机缺、设备差,加上语言不同,教学中有着很大困难。但木暮先生认真负责,耐心传授,改进教学方式,采用形象教学,用简单的语言讲不明白时,就画图,用手、脚模仿,为了教学,他努力学习汉语。学员们凭着早日掌握航空技术,发展壮大人民空军的决心和毅力,勤学苦练,先后攻克了文化知识关、航空理论关和飞行技术关,终于“飞”了出来,培养出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批飞行员。在老航校期间,木暮也有许多感人的事迹。

一次,木暮带着航校训练处长吕黎平(后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飞行,飞机刚着陆,国民党飞机就来袭击,他二人下机躲避,飞机遭到扫射。机尾翼起火,他二人不顾空中尚有敌机,奔向飞机场,脱下身上的衣服,扑打火焰。当时站在远处停机线上的机务人员,包括当时是这架飞机的负责机械员,后来改学飞行后成为抗美援朝英雄和空军副司令员的邹炎,都被木暮先生的行为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在老航校中,“木暮”这个名字是很响的。

下面是曾任北京空军副参谋长的韩明阳写的对木暮先生的回忆:

“负责带我飞行的教官是木暮重雄,他身高170多,年龄2728岁。他是教官中的老八路,他是于45年在山东省泗水县因飞机发动机润滑系统出了故障,迫降后,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飞行员。被俘后通过学习,又在日本在华工农学校受了教育,参加了反战解放同盟,政治觉悟高,思想好,在山东战场上对日军喊过话,进行对日军的思想工作和瓦解工作,是反战同盟组织中很好的工作干部。他又是飞行技术很好的飞行员,我能跟这样政治思想好、技术水平高的教官学习飞行,真是太高兴了。

在结束地面理论学习以后,到上飞机以前,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如模拟试验,到机场了解起飞线、滑行跑道、着陆点、信号员所在位置等,这一切都由教员带着大家一一讲解,然后教员在这里把起飞后如何爬高,如何从第一转弯到第四转弯,如何保持一米平飞,保持着陆方面等要点,详细讲解,学员完全通晓之后,由主任教员林保毅进行口试,合格后,再由飞行教官带学员上飞机进行初级训练飞行。

我们小组第一个上飞机的是个高个子学员,木暮教官在后舱,这时一位日本飞机机械员开始发动飞机,因气温太低,他用手摇惯性起动机摇了数十圈,发动机才起来,接着螺旋浆也开始旋转了。我们学员注视着这些动作,像自己也上飞机似的跟着紧张,身上出汗了。大家目光随着飞机到了起机线,看着飞机轻轻地飞了起来,一直到飞机消失在地平线的远方。这时,我们视线又转移到下滑着陆的跑道上,不一会儿飞机着地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上飞机了。我把前舱座位调低一点,系上安全带,等起机线的白色信号旗一摆,我也象前面的同学一样起飞了。可是在飞机加速时,从地面上卷起来的尘土都钻进了前舱,迷住了我的眼睛,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在我急忙擦拭眼睛的时候,木暮教官伸手做了一个手势,并从他的面部表情知道,他是要我自己来操纵飞机。看到这里,我高兴地捏紧了驾驶杆,轻轻地向左、右、前、后移动,又蹬了左面和右面的方向舵,感觉到飞机在随着我手、脚的动作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地变化着,初次体会到随着我推拉驾驶杆动作的快慢,用力的大小,飞机也相应地变化出各种飞行姿态。我心中真是高兴极了,第二转弯后,飞机由我单独驾驶,到第四转弯后再由木暮教官操纵并着陆。

感觉飞行后,木暮教官对我进行讲评,说:‘你在前舱的操作比较大胆,但是要细心。胆子大,动作粗不行,有勇敢的精神还要有柔和细致的动作。’我把木暮教官第一次对我的评语记在本子上,时刻记在心里,直到我后来进入复杂科目的训练时,也没有忘记木暮教官对我的这个评语和启示。”

1951年在抗美援朝中击落击伤美军8架飞机,荣获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后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的刘玉堤也是木暮当年带飞的二期乙班的飞行学员。他在回忆录中写到:

“不久,我被编入另外一个学习组,教官是位日本人,叫木暮,是位很好的教官,我由于因病住院,比别的同学的进度慢了一个多月,木暮教官除了给全组讲课外,还另给我单独开‘小灶’,他一有空就领我到草坪练习推杆动作。他拿着一根棍当操纵杆,他示范推杆的动作,我也一边跟着练习推,仔细观察,体会用多大力气。我俩面对面,他把头当作方向,他头一歪时,就表示方向偏了,我就赶紧蹬方向舵纠正过来。所有这些动作,开始时,由他手把手教我,然后他亲切地对我说:‘刘先生,你看着,我来做’,当他飞行时,我就仔细观察,速度多少,高度如何下滑,怎样转弯,如何上升,手也跟着操纵杆一起动作。接着他又让我自己动作,他在后面把关,我如果落地时杆拉过了,他就挡一点,拉的不够他就推一下。每次做完,他总是用鼓励的目光看着我,说着鼓励的话,‘这次飞的很好’,然后又心平气和地指出我的毛病,如加油门粗了一点,上升时仰角大一点,落地时开始早了一点等等。我主要的毛病是动作粗,用力大。由于他的循循善诱,努力帮助我纠正缺点,终于使我做到了‘操纵柔和’四个字。此后,不论我拉杆或收油门,由慢到快或由快到慢,都是柔和稳当,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这都是由于木暮教官耐心指导的结果。

为了使我掌握过硬的基本功,木暮教官在教学中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每天他都叫我背一条数据和一些动作要领。如起飞时怎样拉杆加油门,怎样蹬舵保持方向,怎样观察仪表以及达到速度该干什么,转变时要不要看转弯斜仪,二转弯后平飞和三转弯前后有什么数据等等,都要我在上飞机前背下来。特别是在空中,哪怕一些细小的动作做错了,也要重新做过,如果他看到转弯速度太大或太小,就马上纠正说:‘不行,刘先生,再来一次’,绝不迁就。然后,及时讲评,并提出要求。由于未经初、中级教练就直接飞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学习,教与学的难度很大,我和同学们飞了二、三十小时还没有放单飞。木暮教员带我飞行了上百次,在他的耐心教授和帮助下,我终于赶上了比我早飞一个多月的同学。

难忘一九四八年春天的一个日子,牡丹江机场,艳阳丽日,春光融融。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驾驶着飞机自由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这是我第一次放单飞,飞得很漂亮。在场的教官和同学都赞叹不已,我成功了。特别是我的木暮老师,在我下飞机后,他喜形于色,高兴地和我握手,祝贺我飞行成功,这时,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首先感谢党的培养和领导的关怀,其次就是感谢使我飞上蓝天的启蒙教师木暮教官,是他手把手地教我,把我从一名只会拿步枪的战士培养成为驾驶战鹰,在祖国蓝天上自由翱翔的空军战士。”

 

(五)

在东北老航校,木暮先生认识了一位日本护士筒井美治。共同的生活,使他们产生了爱情,结为美满的夫妻。1958年他们回到日本。

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敌视政策,世界上一片反华的叫嚣声。日本也不例外,中日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日本政府对在50年代归国的日本人(多数是因帮助中国,推迟回国时间),非常歧视,日本政府把这批人称之为“中国归国者”,凡是中国归国者就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好的工作。木暮先生回国后受到了歧视,日本政府至今还扣压着他四年军龄的养老金。他回到家乡,倍受周围人的冷眼,连他的父亲都不喜欢他,根本就没有工作。于是,他随着妻子来到岳父家居住,按照日本的风俗改姓筒井,木暮重雄改成了筒井重雄。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从事他几乎不懂的农业生产劳动,从开始种田到果树栽培。筒井先生不后悔、不沮丧,他要凭着在中国学习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工作,为这个宗旨而生活,他对人说“我是山东人”,在山东学到了“正直”、“实干”、“对人忠厚”。凭着这些,他积极学习赖以生存的园艺技术,努力为周围的人排忧解难。他始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的勤劳勇敢和战斗精神来激励自己,因此,在困难面前没有低过头,在荣誉面前也没有骄傲自满,坚持把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带到邻里和农友的生活和工作关系中,做到了与他们团结互助,互相关心,使事业和友谊共同发展,因而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不仅不隐瞒在中国的一切,还把他过去在中国的照片都挂在墙上,供人们欣赏。他不认为这段历史是耻辱,而认为是他的新生,是他的光荣。处处显示他过去是个八路军,是中国空军教官,是个“山东人”。他还为周围邻居办包饺子训练班,把在山东学到的包饺子的技术传授给日本人,宣传中国饮食文化。

由于筒井先生勤奋工作和几十年为人民服务的努力,他被周围人肯定了。大家推举他担任了日中和平友好协会长野县支部理事、饭田沼北条自治会长等好几个职务,也受到了许多奖励。但筒井却谦虚地告诉大家,这些都是在中国学的,在人民解放军里学的,是按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办的。

东北老航校创办期间,培训了各类航空技术干部五百多名,锻炼出了一大批从事航空工作的军事、政治、后勤和技术管理干部,对建国后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建设,对我国民航事业、航空工业、航天工业和航空体育运动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老航校是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

198631,是我党我军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经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批准,定于六月五日在北京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庆祝活动。1986530,筒井先生等50名日本朋友作为老战士,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王海之邀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筒井先生的到来,使中国空军领导非常高兴。在中国访问期间,按照庆祝活动安排,筒井先生随访问团回到阔别28年的东北老航校参观,又到过去工作过的沈阳、牡丹江、长春、哈尔滨和故宫、长城、军事博物馆等处进行了参观。特别令筒井高兴的是,见到许多当年亲自教过的飞行学员,而今成长为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将领。他们是:王海,空军司令,一级战斗英雄,机械一期、飞行二期学员;林虎,空军副司令,飞行一期学员;刘玉堤,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一级战斗英雄,当年筒井带飞的一期一班学员;张积慧,空军副司令,一级战斗英雄,筒井带飞的飞行一期二班学员;吕黎平,飞行一期二班学员;韩明阳,飞行一期乙班学员,曾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还有在老航校工作期间的老朋友张开帙、王麦林夫妇,回想当年创办老航校初期和学员之间的情谊,看看中国空军及航空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巨变,筒井先生感慨万千。他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告别了第二故乡——中国。回到日本饭田后,他把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起名“在新道路上相会”。

1996年底,我随泗水县赴日考察团到友好城市日本熊本县泗水町参加交流活动后,1230应邀专程去长野县饭田市会见了筒井重雄先生。上午9点半,汽车准时驶进饭田车站,大雪还是纷纷扬扬地飘着,这是一个不大的车站,停车场上空无一人,也没有几辆车,我环顾四周,寻找筒井先生。只见在候车室屋檐下站着一位老人,手里拿着写有“欢迎泗水县访问团”字样的招牌向车上张望。是他!筒井重雄先生,花白的头发,穿一件浅灰色的夹克衫,清癯的脸上露着善意的微笑,深邃的目光闪烁着激动而兴奋的光芒,身体这么健康,根本就不像是一位77岁的老人。那一刻,我心中也有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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