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党在泗水的早期活动，本应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分开叙述，这对我本人来讲有困难，一是我不了解当时的全部情况，只能讲部分概况；二是这几项工作多是同时进行，如果分述，又难免重复。因而，我只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按照时间的先后，以漫谈的方式，作以介绍。

我县早期的共产党员，多属青年知识分子，这就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泗水教育界的概况。

我生于一九○九年，一九一七年入私塾读书，一九二三年考入柘沟高小，学的仍然是文言文教科书。泗水高等小学的建立，首数城里最早，卞桥次之，柘沟更次之，柘沟小学大概是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五·四”运动的浪潮几乎波及所有城镇学校。课程设置虽未马上有所变动，但师生思想和言行的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处于少年时代的我，已经有所体察。当时是盗匪四起，社会动乱的年代，学校时办时停。我于一九二五年高小毕业后，考入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于一九三一年后师毕业。那时，泗水在曲阜山东省立二师求学的学生已经为数不少，相比之下，城西的较少，城东的居多。在这些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就我所知，加入国民党的有乔修梁、刘首民等人，而且在曲师比较活跃，堪称头面人物。

夏云曾告诉我，泗水的乔铭九和赵继丰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乔还带进曲阜省立二师不少进步书刊。

一九二八年春，北伐军到了兖州、曲阜、泰安一带，这时曲师的国民党员显得相当活跃。处于保密的共产党员也展开了攻势。我当时尚未入党，虽不了解内部的情况，但从一些现象中就能看出。从一九二九年开始，不仅有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著作畅销一时，连马列的书也开始大批出售和公开传阅，《共产党宣言》竟然登上了壁报栏。我一度热衷于文学，对政治不甚感兴趣。这时，也买了《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和《共产党宣言》等书，思想发生了变化。

曲阜省立二师的《子见南子》案，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尽人皆知的。在此期间，编演了一些其他话剧，例如谢冰心的《大地幽灵塔》便是其中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师生思想之活跃。

我毕业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初，先到郯城师范讲习所教书，翌年又回泗水师范讲习所任教。毕业于“红二师”的学生毕竟有些新思想，不愿拘泥于旧的教材和教法，总想搞一些其它形式的教学活动，借以宣传科学思想。记得我在郯城教学时就办了一份小刊物，取名《蓓蕾》，来到泗水后又办了一份刊物，名叫《播种》，学生受益颇深。这时，马列的一些书也已经传到了泗水师范讲习所，并有党内秘密文件在少数教师中秘密传阅。文件的名称我忘记了，内容是各地进行暴动的消息和图片。该文件据说是乔铭九带来的。后来听说他在冠县当了国民党的县长，建国初期被我政府处决了。赵继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总司令部工作，现已离休。

我在泗水师范讲习所任教期间，初次结识了周蓝田。因久闻其名，也就一见如故。谈话的内容似乎海阔天空，但仔细品味一下，他是在为传播革命思想而奔波。

社会不稳，局势多变。我任教六年，过的是颠沛转徙的生涯。先后任教于郯城师范讲习所，泗水师范讲习所，汶上育德小学，曲阜宏德小学，泗水西岩店小学。一九三五年初，我又回到家乡柘沟高小教书。

我在郯城教书时，教育局长是泗水的常宝林。我的学生马峭峰(马宗岩)思想进步，后来我在曲阜宏德小学任教时，马峭峰找到了我，他说他是刚从上海来的，还给我带来了鲁迅著的两本书——《伪自由书》和《两地书》。他想托我把他介绍到董家庄小学去教书，并说他的目的不仅在于谋生，还有别的事情要做。话说不明显，我又不便于细问，后来我估计他是找党的关系。董家庄小学虽有我的熟人，但不是关键人物，结果没有办成。我回到柘沟教书时，马峭峰又去找我，还是想让我给他找个落脚之地，当时仍未如愿。同年十月，我考取“山东行政人员训练班”后，马峭峰才接替了我的课程。直至一九四二年，马峭峰到滨海去教书，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老党员。由此可见，在泗水早期活动的共产党人，就不是一、两条线的问题了。马峭峰在泗水之所以没能发挥作用，一是因为没能与上级党取得联系；二是人地生疏。他只好谨慎从事了。

我在柘沟小学任教时，校长是赵茨文，对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那时的赵茨文，是比较能够接受新事物，具有爱国之心的。当时柘沟小学的教师情况比较复杂，由于观点和信仰的不同，加之私人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些矛盾的。赵茨文在维持团结方面，采用了一些措施，做了不少工作，他组织的“读书会”、“互救会”等，就是其中的具体措施之一。说他是为了拉帮结派，似乎欠妥。当然，这仅是个人的看法，可能有所偏见。特别是后来江洪同志利用读书会进行革命活动时，赵茨文究竟持何种态度，我几乎一无所知，也就难以评论了。

一九三六年夏，我在山东行政人员训练所民教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商河山东第四民教辅导区任干事。同年十二月底，又到临沂第六专署军政训练班学习，一九三八年四月才又回到泗北进行抗日活动。这时，周蓝田和曹宇光等同志已带领拉起的武装队伍，参加了“四支队”，党在泗水的力量暂时减弱。经江洪同志请示省委，成立了中共曲泗工作委员会。建立曲泗工作委员会的会议是在江洪同志家召开的。会上决定由江洪、乔海秋为工委负责人，没有明确职务。成员有夏云、张旭、武雨琴。除以上成员外，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曲阜的苏鹏(翟鹏飞)和一位姓高的。

曲泗工委建立后，便决定派我和夏云到国民党游击队第七十五大队做统战工作。

当时的背景是顽固派秦启荣为了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调七十五大队和第七梯队到邹县田黄受训。以七梯队中有土匪为由，下了它一个中队的枪。七十五大队的官兵深感有威胁，有的士兵逃跑了。大队长赵茨文也灰心丧气，想解甲归田。这支与我们比较友好的队伍，如果不主动争取，很有自行解体或被顽固派掌握的危险。因为赵茨文与我是曲师的同学，和夏云也很熟悉。所以，工委决定让我和夏云去做该部工作。

四月二十九日，即日军夜袭柘沟镇的前一天，我和夏云到赵茨文家中去商谈此事，赵表示愿意让我们把这支队伍拉到八路军里去，同时商定要夏云去当参谋长，我任政训处主任。这时该部驻在中册北面的大张家庄，赵带我们到了那里，宣布了我们二人的职务。几天后，赵茨文即离开该部而隐居了。

七十五大队的组成人员比较复杂，我们不能马上掌握整个队伍，只能逐步做工作。鉴于兹，江洪同志又给四支队二团去函，要求派人来做七十五大队的工作。二团政委程照轩遂派张林夫、周庆标回泗水做该部的工作。五月底，周蓝田、薛云亭遵照省委关于抽调部队大批干部充实地方的指示，来到泗水，筹建泗水县委和泗水独立营。翌日，在江洪家中召开会议，除传达上级指示和介绍当时形势外，还研究了争取七十五大队的问题。

会后，周蓝田、薛云亭也进入七十五大队，准备把该部改造成我们的队伍，并着手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如宣传革命思想，进行军事训练，教唱革命歌曲等。

五月下旬，国民党的三梯队和七梯队进驻柘沟，逼进了七十五大队驻地马庄。吕德廪等人利用老关系到七十五大队进行活动。不久，七十五大队被三、七梯队拉走了。于是，周蓝田、薛云亭、夏云和我及该部的中队长赵富等，都从该部退了出来。

薛云亭没有队伍可以依托，经我介绍，就到前琴柏张俊鸿家对张家组织的七、八名自卫队员进行训练，准备把这支小武装作为我们另起炉灶，建立武装的基础。我与张俊鸿是上私塾时的同学，抗战前张曾任过九区区长，是个小实力派，他想自成一个局面，所以才收留了薛云亭。

六月中旬，四支队二团进驻柘沟一带。孙汉卿同志随二团来我县，在东侯家庄东边的茔地里召开了我县党的干部会议。会上，他根据省委的指示，宣布成立中共泗水县委，书记孙汉卿，组织部长周蓝田，宣传部长武雨琴，青年部长张林夫，统战部部长夏云，乔海秋任二区分区委书记。江洪因病未安排具体工作。稍后，经孙汉卿请示省委确定薛云亭为军事部长，张旭任曲阜工委书记，隶属泗水县委领导。本月下旬，中共四区分区委建立，夏风任书记。

七月上旬，我和张俊鸿到宁阳九区东庄与“自治区”联系，张的这支小武装就由薛云亭带着驻在黄土崖。恰值汉奸孙昭功率柘沟的伪军进扰黄土崖，薛云亭即率这支小部队予以阻击。当张俊鸿回到黄土崖得知此事后，生怕惹祸，即把这个小队伍拉走了，于是薛云亭又没有武装可运用了。

此后没几天，七十五大队的王忠臣等同志，从该部拉出十四人枪，到了黄土崖。县委研究决定，以这十几人的队伍为基础，在黄土崖建立了泗水县独立营，薛云亭任营长，县委分工我随这支武装活动。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曲泗宁中心县委建立。周蓝田同志任书记，我继任宣传部长。县委机关主要是在宁阳东庄一带进行活动。常驻北鄙，因为这里是津浦铁路泰安到兖州两大站之间的空隙地带，开展好铁路附近村庄的工作，能够保证抗日军政人员横过铁路。因我们在这里已建立了一个外灰内红的两面政权，即宁阳九区自治会，它对日伪来讲，是个公开的合法组织。县委以“青年服务团”的名义进行工作。这时上级发给的文件很少，我和武效周同志就用油印机翻印，仅《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反对自由主义》两本书就印了好多份，分发给军政人员。《论持久战》一书订购得较多，它不属于绝密文件，我们除在内部发放外，还发给一些统战对象。记得铁路以西南驿南面有一支游击队，我们曾派人与他们联系，并发给他们一本《论持久战》，后来听说这支武装编入了我们的队伍。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日伪在南驿成立宁阳九区伪区公所，并委派了区长，准备把他们的统治伸展到实际为我们所控制的自治区。如果敌人的阴谋得逞，势必危及自治区的存在和县委机关的安全。这时钟兰坡所带领的四支队二团的一个连，隐蔽在自治区活动。县委和钟连商定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摸南驿伪据点。摸清敌情后，钟连埋伏在铁路东侧，监视日伪岗哨的活动，县委的周蓝田、武效周、朱靖宇和我等七、八人持枪前往伪区公所，冒充敌人叫开了门，一枪未发擒获了全部伪人员。为了不暴露自治区的真正面目，走到离南驿二十余里处的山坡上，将伪区长以下伪职人员(除一未成年的小青年外)全部处决。《大众日报》曾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间，以“捉汉奸”为题刊登过这次斗争的通讯。此举致使敌伪的统治势力无法伸入自治区。

一九三九年三月，我调离曲泗宁中心县委到山东分局(驻沂水王庄)，参加“山东赴延安报告团”，此后未曾回泗任职。

以上是我在家乡一带学习和工作的粗略回忆，希望能对《泗水党史资料》起到某些佐证作用，如有讹误之处，敬请老同志及知情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