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六年后，在管戈(管竹溪)、周蓝田为首的曲阜二师党组织领导下，曲泗宁一带展开了抗日革命活动。

宣传抗日，反对内战，抨击国民党卖国祸民政策，组织和团结革命青年，建立党的组织。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进而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那时，在曲泗宁一带主要有三个点：一是以丑村为中心，由管戈、周蓝田同志直接领导，负责与省委联系并领导曲泗宁工作；二是柘沟点，由曹宇光、刘海岩、张林夫负责；三是曲阜车家庄点，由朱旭同志负责。由于地理关系，柘沟点负责与车家庄联系。这几个点，丑村的工作进展较快，成绩最大。柘沟和车家庄点，因敌人的破坏，多生变故，进展较慢，但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经验教训。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和曹宇光同志见面很少，没有交谈过。现在又因地各南北，也未能交换意见。所以，对这段的工作(当时他主要负责)如何评价，我们还不清楚，希望以后他提出总结性的意见。现因党史部门的邀约，我们只能提出我们两人对这段工作的回忆和看法，仅供党史部门参考。

(二)

柘沟是奉仙山前的一座大村庄，是泗水城西北部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的舆论、行动，对周围的村庄都起着领导、决定的作用。四区区公所设在这里，有完小一所，学生约四百余人，在外地上中学、师范的学生也不少。曲阜师范学校的共产主义运动，影响很大，常波及到这里。三六年以后，共产党员曹宇光(曹英奎)就把党的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这里逐步展开。首先，他在三七年五月把自己最熟悉的早有共同志愿的老同学张林夫(张祥瑞)、刘海岩(刘元琦)两人介绍入党。同时，还把革命书报不断从曲阜师范寄到柘沟，通过我们在柘沟小学和以柘沟小学为中心的教师“读书会”(有周围六十多处小学教师参加)，在泗水西北部进行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传播革命书报、组织时事宣传)和团结组织广大革命青年工作。

“七·七”事变后，张林夫、刘海岩按照党的指示，首先在这里推动旧区长刘子洪(开明绅士)成立了四区抗敌后援会，刘子洪兼任会长，吸收各村各校负责人参加，小学教员张林夫、刘海岩、夏宝廷(夏风)等人为抗敌后援会干事。我们编印《抗敌快报》，散发到各村各校，并在集市上讲演、宣传抗日救亡。

那时，抗日救亡，人人关心，处处议论。柘沟小学的南北两校，是两处最大的议论场所。天天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烈议论。在北校，地主、士绅较多，头面人物有刘树钊、张汝为、卢鹏、曹梦藻、李士范等。劣绅刘树钊常说：“元清两代，都是异族入主中原，百姓安居乐业，有何不可？天命如此，能抗拒吗？”李士范说：“日本皇军来了，还能两样吗？”地主曹梦藻嫌日寇来的慢，胡说什么：“皇军是骑着老母猪来的！”完全是一派妥协、投降的汉奸言论。他们代表反动的封建势力，影响着一部分人。

在南校，年轻人们的议论总是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到这里来探听前线消息的人也不少。当人们议论到要真枪实弹打鬼子时，又感到困难重重。特别是对武器从哪里来；吃、穿怎么办，疑难问题很多。我们共产党员就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南校的议论，深为绅士所不满。当时，南北校是对立的，反映了当时抗战与投降两条根本不同路线和势力的斗争。

当时，还有托派的破坏。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赵茨山、张衍恕、崔希贤等人。他们常到柘沟一带，宣传“日本灭亡中国以后，可以使中国工业化，壮大无产阶级，再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宣传“国共合作，是共产党无耻投降”等托派言论。他们的这些反革命谬论，虽然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但对当时的抗战，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在抗战初期，柘沟一带和全国一样，思想战线是很混乱的，斗争是很尖锐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间，曹宇光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曲师党组织的指示。要在柘沟一带发动民众武装抗日，组织抗日游击队。说中央的指示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抗日游击队是中心任务。”于是，我们就立即着手，秘密地组织抗日武装。九月二十七日，建立了以曹宇光为书记的柘沟党支部。管戈、周蓝田、孙汉卿同志常去检查、指导、帮助我们的工作。

我们对于战争和军事，本来是很陌生的。但“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寇步步紧逼，民族危亡，从那时，我们就开始关心军事问题，抓紧学习军事常识。当时，有一本描写东北抗日联军一个支队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读起来很感兴趣。对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自传》更是认真阅读。同时，把它散发给很多青年朋友，这是我们学习和准备战争的起步。

我们发动抗日武装的主要对象：一是有枪的同志、同学、亲友，二是有军事经验的青年。而对于没有枪支没有军事经验的工农青年，则注意不够。这是我们当时存在的路线性问题。如丰前庄的兵痞孔凡友等人，我们只注意了他们懂点军事的一面，却忽视了他们不可靠的一面，吸收他们参加了活动。后来，他们有的投靠了国民党游击队，有的公然向地主告密，出卖了我们。当时，我们曾约略计算过各村的枪支，柘沟约八十支步枪，轻机枪两挺；魏庄约有步枪四十支，其他各村较少。两个大村的武器都在地主、绅士们的控制下，很难搞出来。我们的办法是动员有枪的亲戚、朋友、同学帮助我们。经过我们分头动员，当时认为有把握拿到手的共有十六支步枪。

到十二月间，我们所动员的游击队员，比较成熟的约达三十余人(学生、教员多一些，农民少点)。但这时却发生了两个大变化：一是国民党李延寿部开至柘沟一带，勒索去一些枪支；二是在我们队内孔凡友向地主李士范告了密，引起了地主们的惊慌。他们一面向当时要逃跑的县长秦载敬报告，要县里逮捕我们；一面大肆宣传说：“共产党要暴动！”“要杀人放火。”向我们队员的家属施加压力，不让其子弟出门，不许其子弟与我们接近，否则，就要逮捕他们的子弟和家长……。这样一来，柘沟一带闹得风风雨雨，非常紧张。我们三人成了“人到散”。一些动员成熟的对象，也不和我们见面了。我们三人的家属，也对我们实行各种限制。就在这时，丑村孙汉卿、管戈、周蓝田等负责同志通知我们，带领队员到丑村集合，一同上徂徕山参加起义。支部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把人枪集合起来。于是，决定曹宇光同志去丑村汇报情况，要求缓行，等进行一段工作后，再集合前往。当时，孙、管、周同意。确定春节后，再集合前去。但春节过后，支部仍感时间太紧，人员集合困难。乃派刘海岩于正月初五到丑村，请求再缓集合。刘海岩到丑村时，那里的队伍已整装待发，不能再延期，刘海岩也来不及回柘沟汇报。他于是即随大队一同去省委驻地新泰县刘杜镇汇合。丑村点的这支部队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五中队”。

这个期间，留在柘沟、车家庄的曹宇光、张林夫、刘庆鑫、孙庆震、朱旭等同志，继续活动，做恢复整理工作。三八年三月间(旧历二月二日)，刘海岩由五中队驻地(蒙山前费县小柘沟)回到泗水柘沟，传达党组织意见，要把动员的人员都集合起来，立即到“四支队”汇合。于是，我们没有来得及做全面动员，仅将柘沟、车家庄等地的二十几人、七八条枪集合起来，奔蒙山万寿宫。当时的人员现在还记得有曹宇光、张林夫、朱旭、刘庆鑫、孙庆震、夏祥才、夏传道、朱育才、孔春山、徐少才、袁鸿恩等。到费县小柘沟汇合后，即编入五中队，这时五中队约有百余人。

在我们集合开拔时，柘沟还驻扎着国民党李延寿近千人，卞桥一带驻扎着于惠民三至五百人。各村都有封建势力的圩寨。我们这支小小的军队，要在这些封建势力，国民党反动武装的空隙穿过去是不容易的，必须小心翼翼，搞不好，就会被敌人消灭。当时，我们研究的办法是夜间行走，绕过大村寨，远离国民党军队。所以，第一夜朱旭同志带了三、四个人，夜间赶到柘沟，在张林夫家里藏了一天。第二天，柘沟一带的人员，在晚间集合于张林夫家，然后绕道北官泉，转经马庄，沿北山小道，到达丑村北边的侯家庄。在侯家庄隐蔽了一天，于夜间出发奔向万寿宫。但当我们走到泗、费交界处的一个大村子时，被地主岗哨发观，并向我们开枪，不准通行。我们当即冲了过去，直奔万寿宫。行程二百余里。

(三)

以上是我们柘沟、车家庄部分同志发动抗日起义的简单经过。现在回忆起来，当年我们都是幼稚青年，热情高，办法少，教训不少。直到现在，我们感到有深刻的问题和教训，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我们的政治警惕性不高。在我们发动抗日武装的过程中，混进了破坏分子，没能及时发现和处理，致使我们的活动屡遭阻挠和破坏。临近集合队伍的前几天，柘沟就盛传谣言说：“柘沟街的四个学生(曹宇光、张林夫、刘海岩、刘庆鑫四人)要暴动、要杀人……。”于是，我们在街上碰见了人，人家扭头就走，不理我们了。刘海岩和刘庆鑫的家长都限制他们外出活动。到晚上，街上无人，地主们就上炮楼，敲起梆子。兵痞孔凡友也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事后才知道就是他向劣绅李士范报告了我们活动的详情。

一天晚上，我们六个共产党员正在曹宇光同志家里，准备集合队伍。此时，隐蔽在赵茨山家里的托派张衍恕，突然闯了进来。他宣称他有二百多人，二百多条枪，要参加我们的起义活动，我们感到这是要缴我们械的。曹宇光同志当机立断，避开张贼与我们商议，立即通知各村，队伍暂不集合。张贼为何知道我们的行期？这是由于赵茨山多次参加过我们研究拉队伍的会议，泄露了机密，这次行动被托派破坏了。

二、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理解的肤浅、执行的不好，没有充分发挥利用上层关系和旧政权的作用。对于一些既不反对国民党、也不反对共产党的人，我们没有积极争取他们参加到抗日的行列里来。对于一些比较明显同情共产党的人，我们也没有团结好。这对广泛地发动人民参加抗日，受到了一定限制。如，洛里的上层开明人士孙繁勤，他不反对共产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我们没有争取他。区长刘子洪，为人正直有威望。他曾向我们表示：“我年老了，不能跟你们一起上前线，但愿意帮助你们办一些事情！”对于他的言行，我们都没有引起重视，如果把他推荐给上级党组织，委以重任，他是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又如东马庄中医大夫张衍祯，他是准备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的，而我们对他的争取也不够。钱杰东、乔海秋同志，都有些上层人物的亲戚，如把他们发动起来，是可以办一些事情的。再如，柘沟的刘修坡，他当过军阀部队的小军官，性格粗鲁而直爽，他曾几次到刘元琦家里表示：“带兵打仗，行!我懂军事，就是没有政治。现在没有政治可不行，象元琦、英奎您这些学生们懂得政治就好了。”有一次，他还提到：“就是上徂徕山当红军我也干，就是得有人领才行。”而我们对他却采取了不理睬、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未能主动争取他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来。

刘海岩，原名刘元琦，一九一四年九月生，山东省泗水县柘沟人。一九三七年五月入党，同年九月任中共泗水县柘沟党支部组织委员。一九三八年二月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任“四支队”五中队文书和八中队党支部书记。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八年先后在泗水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等职。离休前任山东省水利厅副厅长、顾问，现居济南市山东省水利厅第五宿舍。

（撰稿人：张林夫　刘海岩）

1984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