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山东境内各类学校，因战乱有的外迁，有的停办，多数学生回到家乡。大敌当前眼看家破人亡，不少人怀着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思想，纷纷拉起队伍。我和家乡卞桥附近的张玉琪、尤士其、韩光庠等几个学生也行动起来，以相识或亲朋作联系，走村串户，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在我们的带动下，王致祥、朱本昂等三四十名学生先后参加了联络、宣传活动，并迫切要求尽快武装、组织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联络、宣传、鼓动，1938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我们各自带着武器到卞桥小学集合，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计五十余人，四十支步枪、三支短枪、一支冲锋枪，二十余枚手榴弹(这些武器都是村民守圩看家用的)。因上无领导，下无隶属，纯系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我们自己给这支武装命名为“抗日学生军”。经商议决定，由张玉琪、尤士其、朱本昂、孟宪忠和我五人组成领导小组，掌管全队一切。选朱本昂为队长。划分三个班，每班选班长一人。关于集合后的吃饭问题，最初是由本人自带或自愿量力献粮献钱解决的。

抗日学生军的成立，振奋了卞桥周围的村庄，曾一度造成了人人起来抗日救国的热潮，因而学生军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三天之后，自愿来卞桥报名参加抗日学生军的就有三十余人，连原有的共八十多人，又增加两个班，计五个班。这时的队员已不再是单纯的学生，而是工农商学兵组成的人民抗日武装，不过仍使用开始时的名称。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又选派五人组成了宣传小组，有计划、有目的地带着锣鼓、竹板到集市和卞桥附近村庄的街头以及田边人多的地方进行抗日保家的爱国宣传。同时对各村的爱国人士如王常棣(抗战前泗水民众教育馆长)、石漏村的王徽兰、韩承恩(乡长)等专程登门拜访，请求他们的帮助和支持。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不少村庄初步做到了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为学生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作用。

农历正月十九日上午，驻泗南的抗日军队庞宾勋部，派专人来卞桥与抗日学生军联系。庞部计划在正月二十日夜围攻泗城日军，请求学生军前往泗城东协助，我们表示同意。二十日黄昏，学生军整装出发，经苗馆到东岩店停住，随即派出一、二、三班占据罗家湾西南小岭，监视泗城日军，四、五两班在东岩店机动。时间不久，却发现泗城日军从南门出城向庞部发起猛攻，庞部迅速南撤。学生军一枪未发，当夜回到卞桥驻地。接着，学生军开始对内加紧整训，对外继续扩大抗日宣传。

学生军的迅速壮大，引起了泗城日军的注意。

正月二十一日晚我们获悉，泗城日军纠集五六百人，扬言扫荡卞桥。我们当即集合全队开会，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组织起来的目的就是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现在日军找上门来，我们不能不打，况且有圩墙作依托，有炮楼门楼作阵地，我们要坚决固守卞桥。为此，我们研究并决定了防守部署：一、二、三班固守西面，四、五两班担任南北东三面防守，其余人员作预备队。

正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许，我们首先发现，日军骑兵三人，行至柳河村北(现泗水二中南边)，稍停后即返回。不一会，敌人从西面和南面开始用迫击炮向我炮楼圩墙轰击。接着，敌步兵由西南角向我进攻。等敌先头部队进入我射击有效距离，我西南角炮楼上先用三门五大环土炮突然一齐发射。敌人开始不知这是什么武器，立即后退。不长时间敌人就明白过来，集中火力向我西南角炮楼猛轰。为减少伤亡，我军立即撤出炮楼转入掩体内监视敌人。由于敌炮连续发射，西南角炮楼、西门楼及部分圩墙已被击倒，敌步兵在火力掩护下，又向我发起进攻。我守兵虽又占领阵地向敌还击，但终因敌众我寡，火力悬殊过大，阻挡不住敌人的进攻。更重要的是学生军既无军事知识又无战斗经验，激战未久，敌人便由西面攻进卞桥。无奈，学生军只好自动撤出阵地，出北门沿河滩各自带着武器回家了。

这次战斗，我军舍弃土炮十余杆，二班班长王嗣焕腿部负轻伤。敌炮炸死从泉林庙向外逃的和尚蒋印学一人，在北山根炸死农民耕牛一头。日军攻入卞桥后，大肆破坏，每到一家，他们翻箱倒柜，甚至向饭锅里拉屎。敌在卞桥停留一宿，第二天中午全部西去。

日军撤离卞桥后，我们领导小组的五人，首先回到卞桥小学，准备集合起来继续抗日。但因当时刚刚遭受了日军扫荡的威胁，不少人产生恐惧心理，思想为之涣散，很多家长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再出来抗日。再则我们五人本身，仅有抗日决心而无正确的政治思想指导，虽经二十多天逐村逐人登门劝导、动员，但学生军再也集合不起来了。

抗日学生军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她却是卞桥附近村庄第一支由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她使卞桥周围许多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清楚地认识到：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从而为后来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凡参加过抗日学生军的人，后来大多带枪加入了当地抗日队伍，有的则投奔了抗日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还有的加入了共产党(如王致祥、张玉琪等)。他们为抗战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些人的投笔从戎，与抗战初期我们学生军广泛进行的抗日宣传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