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地上的公开的武装斗争战线，一条是地下的更加尖锐残酷的秘密战线。一九四二年，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狂到了极点，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军在对我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蚕食和扫荡的同时，成立了所谓“对共政策研究会”，加紧了对我方人员的策反、诱降活动，企图达到利用叛变分子全面破坏我党、政、军组织的罪恶目的。我方也针锋相对，县以上组织都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我当时是鲁南一地委对敌斗争委员会委员，地委敌工部部长冯起任主任，委员还有地委组织部部长王化，我的具体职务是军分区敌工股长。主要任务是组织敌占区的地下斗争，搞敌伪军的策反工作，在根据地内部则进行反奸反特和对特工人员进行培训等。

 

一、受骗被捕

一九四二年十月底的一天，军分区政治处张洪文主任送给我一封信，我接过来一看，红（木贡）大信封写着“亲交董司令收”，我很奇怪，当时根据地通信都是用白纸，写完后折叠成三角信，不用信封。待我抽出信纸一看，才知道是邹县伪警备大队长吴萱三写来的，信的大意是：本人久慕贵军抗战英名，早想与贵军暗地联系，怎奈我身任汉奸大队长之职，多有不便，只好由岗上×××与贵军联系并运送些急需物资，以尽匹夫之责。长此下去，恐泄露出去遭到不测，我欲投奔抗日阵营，请派人到岗上面谈。看完信后，张主任见我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就说：“这封信是供给处的裁缝工人颜殿臣捎给董鸣春司令的，经地委研究决定，由你出面去同吴萱三谈判。”我说：“这是供给处的关系，应该由供给处去人，再说吴萱三不是我掌握的关系，情况摸不透，这个大汉奸能靠得住嘛！”张主任说：“他们干不了这个工作，组织上再三考虑，还是你去最合适。”组织上对我这样信任，只有服从组织决定，坚决完成任务。张主任交待再带一个人同去，我考虑执行这一任务，不知是凶是吉，危险性很大，还是我一个人去好，要牺牲也只是我一个。

第二天，由颜殿臣带路，我们两人向敌人岗上据点走去。来到一个敌人放哨的山头，刚坐下休息，颜从腰间抽出一把二把匣枪玩弄，我感到很惊奇，他是不该配枪的，就问：“这枪你是哪来的？”颜说是供给处崔继英主任给的。说起颜殿臣，我总觉着这个人不怎么地道。他是春天来军分区供给处的，巧说会啦，八面玲珑，缝纫之余，经常在各机关部门串游，混的挺熟，很有点活动能力，能出入日伪控制的乡镇、县城为我们购买西药、洋布、军用品等物资，很得领导的赏识。颜也经常在我周围转来转去，问这问那。因领导对他比较相信，我也就没怎么特别注意。我俩休息后继续往前走，到离岗上据点只有一里多地时，颜说：“股长，你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先去和据点里说一声，别误会了。”不一会，颜领着一个中等个穿兰丝袄，秃顶的人过来，满脸奸笑老远就喊着“欢迎！欢迎！”经介绍是个伪军中队长，姓刘。我们一起走进据点，已近中午时分，桌上摆满了酒菜。我问吴大队长为什么没来。中队长说去打电话问问。不一会回来说：“真不巧，吴大队长感冒了，不便出门，叫我护送你到他公馆里见面”。饭后，我和颜殿臣由伪军一个小队护送，顺公路向邹城走去。来到城门，站岗的日伪军连盘问也没有就放我们进城，傍晚时来到吴萱三的公馆。寒暄过后我问：“听说吴先生感冒，未能赴约，为表示我们的诚意，特来贵公馆面谈。”吴萱三皮笑肉不笑地说：“不忙，不忙。”这时进来一个人，身穿灰色西服，脚穿黄皮鞋，留着油光发亮的背头。我一看，原来是我在泰安三中上学时的同学邱治臣。他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是邹县城有名的世家。在学校曾反对过学潮，破坏过同学罢课。我离校后听说他留学日本，想不到在邹县吴萱三的公馆里碰到了他。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和吴萱三有什么瓜葛，但我断定他已是日伪的人，事后知道他是秘密特务。当下我们进行了交谈，我向他俩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又谈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情况，他俩却拐弯抹角地劝我脱离共产党、八路军。这时，我断定，担心已经成了事实，我落入了敌手，必须做好和敌人斗争以至牺牲的准备。谈到最后我说；“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吴、邱听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他们心里怀着什么鬼胎。吴萱三只是说，时间不早了，让我早点休息。颜殿臣脸上的气色很不好，坐立不安，借口拉肚子偷偷地溜走了。夜里睡下后，我发现门外有岗哨，更证实了我已经中计陷入敌人魔掌的判断。心想，绝不能便宜了这帮家伙，关键时刻我的一条命要想法换他几条命。“人生自古谁无死”，为党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我心甘情愿。

 

二、魔窟斗敌

第二天，吴、邱两人挟持着我走进城西门口北边一处院落。刚进大门，有个女人尖叫一声：“哎哟，我们股长唉，你怎么来了！”我循声望去，见是张兰，手中洗净的衣服掉在地上，张着嘴巴好久没有合拢。张兰是泗水人，曾参加过我们举办的敌工训练班，敌人扫荡时被俘。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变节？我来不及细想，吴、邱两人已带我走进了堂屋。进屋一看，迎门一张长案桌，桌两旁站了一溜荷枪实弹的特务。一个镶金牙的家伙把我让到桌子一头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我环视一下，心中暗暗吃惊，看来敌人打我的主意早就下了功夫了，屋里这一大溜特务我大部分都认识：夏传章，中共曲泗县委书记夏风的弟弟，行署主任周蓝田的通讯员，夏风被捕后，日寇把夏风的父母抓到兖州，夏传章到兖州探望被扣；孔震，曾经是曲泗宁中心县委的干部；白秋，在115师当过参谋；特务队长强伟民，以后知道曾经是我鱼台县独立营营长；还有张启光、廖德堂等，都是叛变投敌的共产党的干部，鬼子把这些败类全弄到这里来，就等于告诉我，对我的情况他们是非常了解和清楚的。这时，随着众人“嗨”地一声，从东间屋走出一个戴金丝眼镜，光头，矮个，穿一身发光的深蓝色绸夹袄，略宽松便夹裤的人，从特务身后转到长桌的另一边，坐在我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开口就说：“没想到吧，没见面的老朋友！”一口流利的北方话。我想大概是个特务头子，就试探着问：“请问阁下，素不相识，怎么是老朋友？”一个特务抢先回答：“这是泰君滨沙！”现在我明白已经落到了日本宪兵队手里，就从容地说：“噢，原来是对头，不是老朋友！”不料滨沙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说的不错，咱们是对头，不过，对头也可以成朋友啊！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嘛’！我问你，在八路军干什么工作？”我说：“当过连长，干过参谋。”滨沙脸上挂着矜持的笑，又问：“那敌工股长、除奸股长呢？”我扫视了一下站班的特务说：“他们不早就告诉你了吗？”滨沙停顿了一下，鹰隼似的目光盯着我：“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是谁说的？”看来昨天晚上和吴萱三、邱治臣的谈话，他们都及时向滨沙作了汇报。我用目光寻找吴、邱时，却看不到他们，原来他俩完成诱捕我的任务，把我交给了宪兵队后早已偷偷地溜走了。我当即严正回答：“是毛主席说的！”滨沙说：“可我们已打到太平洋去啦！”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唇枪舌战了一通，最后滨沙打了个呵欠，伸伸懒腰说：“该休息了。”然后朝特务们摆了摆手，特务队长强伟民把我带到了与宪兵队相连的后院警察所的一间小屋里，里边已经摆好了饭菜香烟茶水什么的，敌人对我真是破格“招待”。

一连几天，敌人按时送饭送菜送烟送茶，殷勤招待。我心里明白，这是敌人实行的软化政策，企图动摇我的信念，瓦解我的斗志。一天，我正回想这几天的经过以及考虑如何同敌人周旋的时候，张兰走了进来，她对我说：“滨沙叫我来告诉你，叫你放心，不难为你，要给你大官做。”然后又说了她被捕的经过。并告诉我和她一同被捕的孙民、王瑞分别给特务谬德堂、张启光当了姘头，又说特务中最坏的要数张启光、谬德堂和强伟民，要我当心一点。以后孔震也对我说：“不知滨沙卖的什么药，叫我们不要惹你。”他们的话越发使我心绪不宁，滨沙诡计多端，究竟对我会耍什么花招？应该从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

一天，强伟民、谬德堂来带我，我以为要审讯了，谁知却出西门到了火车站，见滨沙、张启光、白秋等都在。上了火车，见这节车厢里空无一人，除滨沙、特务们和我以外还有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后来知道这个青年是从尼山根据地抓捕来的，因为根据地群众都认得我，滨沙有意安排这个青年一同乘坐这个车厢，让他看到我同特务坐在一起，然后放回这个青年，以便在根据地内传播我叛变投敌的消息。车到兖州，特务们带我住到车站下边一个旅馆里，让我单独住一间，特务们两人一间住在我周围的房间里。

夜里，特务们在打麻将，旅馆里除了打麻将的吆喝声、洗牌声和阵阵风声外，非常寂静。我假装上厕所，看到有个茶房打扮的人蹲在楼梯的拐角处，狼狗一样的眼光在我身上瞟来瞟去。我回到房间，百感交集，无法入睡，只身陷入敌穴，多么渴望得到领导的指示，同时也倍加怀念亲如手足的同志和战友。千言万语要向党诉说，我坐起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碎玻璃片，抽出香烟盒里的包装纸，然后用小玻璃片朝小腿一划，用火柴捧蘸着淌出的血在香烟纸上写下：“绝不叛党，死时也要拉上一个”的血书，向党表明宁死不屈的决心，写好后藏进夹袄缝里。第二天一早，特务张启光把我带到一个叫“二叶食堂”的饭馆里吃早饭，饭后即带我到兖州宪兵司令部。进了院子，看到滨沙和宪兵司令清水正站在楼门口咿哩哇喇地说着日本话。清水看到我后，盯住我不住地微笑点头，也没审问，做了个手势，张启光就把我带出了宪兵司令部。当天，这一伙特务又把我押上火车，回到了邹县城。

 

三、巧与周旋

回来后没几天，滨沙和特务们又带我上了火车，车厢里除了滨沙、强伟民、谬德堂、张启光、白秋、孔震外，还多了夏传章和张兰，不同的是张兰背上挎的是木壳盒子枪。敌人又要耍什么花招，我一路猜测着，盘算着，火车停在了吴村车站，下了火车步行去柘沟据点住下。叫张兰回到了离柘沟七、八里地的老家，我想敌人到底搞什么阴谋，莫不是要逮捕我的父母，因柘沟离我的老家已经不远了，或许是逮捕曲泗宁抗日村干部和地下党员，我在心里暗暗考虑种种可能和采取什么对策。第二天早上，我被凤仙山方向的枪炮声惊醒，是日伪军在凤仙山一带“扫荡”。早饭后，枪炮声停了下来，张启光匆匆走来，带我来到一处宽大的庭院里，滨沙和八个日本兵及伪军已在那等着，把我和夏传章推到了排尾，强伟民递给我一支光腚盒子枪，因我没考虑这一点，一时楞在那里没接枪，等我转过神来，心想，好小子，你敢给我枪，真是曹操纵张辽要他反戈，妄想！我接过枪，伸手要子弹，滨沙开了腔：“枪里子弹的有！”我退出一颗子弹，在耳边晃了几下，没有响声，知道是盐水煮了的，这是放鹰系绳子，好吧！出了笼我就想法啄瞎你的眼，我跟着日伪军出柘沟朝葛仙口走去。走没多远，我拉了拉夏传章说“传章，要是到陈美庄据点去，走葛仙口可远了，要多十几里冤枉路，要是走黑风口，下去山就是陈美庄，近多了。”机灵的夏传章会意，迎着特务队长强伟民说了一遍，见强伟民又和滨沙商量，竟摆了摆手叫改走黑风口，这里我才松了一口气。我之所以叫敌人改道，因为我熟悉我军的活动规律，遇到日军大“扫荡”，我曲泗宁的部队一般是转移到黑风口附近山石林立、树木参天的地方，监视着津浦铁路敌人的动静，我考虑黑风口附近可能有我们的部队活动，敌人走黑风口，就有可能遭到我军的袭击。果然不出所料，滨沙一行刚接近黑风口，就挨了一阵手榴弹和排子枪，把敌人打得一塌糊涂。我刚一步闪出路旁，立即被后边两个日本兵扯住胳膊架着跳下沟往回跑，出了山谷清点人数，强伟民负伤，少了谬德堂（后来知道被泗水县大队活捉去了）。敌人一行狼狈地逃回柘沟据点，我却暗自高兴，滨沙筹划的趁“扫荡”凤仙山之机到泰安自治区进行阴谋活动的目的成了泡影。回到邹县后，滨沙非常懊恼，迁怒于夏传章，把夏交给兖州宪兵司令部杀掉了。对于我敌人还抱着幻想，认为是开天的一把钥匙，因为我掌握着大部分地下工作者的线索，暂寄下一颗人头。

从泗水回到邹县，滨沙加紧在我身上作文章，进一步制造我叛党投敌的假象。堵塞我回到革命队伍的道路，逼我步步就范，当然，他这是白费心机。敌人知道邹西的“治安区”有地下党的组织，于是叫张启光、白秋、孔震带着我过了铁路，住在太平桥伪自卫团长李登瀛那里，呆了两天。又叫李登瀛派一小队人把我和特务们护送到夏镇，从夏镇又继续往西走，我考虑敌人可能有更进一步的罪恶目的，就捂着肚子说：“我肚子痛，走不动了。”铁杆汉奸张启光转了转眼珠子，对夏镇的秦镇长说：“秦镇长，备匹马来！”马牵来了，叫我骑着马走。这下子我骑着马走在这个队伍中间，还真像个当官的样子。张启光得意了，心想这个样子传到共产党那里，还不拿你当叛徒！他们把我带到滨沙的一个伪据点里，在伪军面前我忽然看到了金广运同志。他是敌工委员会决定，从五团调来的一名指导员，打入敌人内部担任邹西敌工站长，难道这里是地下党的机关？是不是敌人有所察觉？不由心里暗暗不安，也产生了马上让地下党知道自己的处境，好有所准备的想法。于是，我就捂着肚子对张启光说：“我拉肚子，要上厕所！”张启光摆了摆了头，我又说：“没有手纸！”说着就瞅了金广运一眼，金广运很机灵，马上取出手纸，我装着急要拉肚子的样子快步往厕所走去，金广运同志拿着手纸一直跟到了厕所里，我小声对金广运同志说：“我被捕了，请您转告领导放心。”我原打算把写的血书交给他，但这时特务进来了，以后再也没找到机会。回到屋里后，张启光看着我说：“赵先生，这里有熟人吧？”我冷笑了一声：“我是泰安人，远在几百里之外，这里怎么会有我的熟人？”原来这个土围子叫盛家楼，这里的汉奸是接受邹西工委领导的外白里红的两面武装，金广运同志在汉奸队伪装下做敌工工作。看来敌人对这里也是有所觉察的，张启光在这里不像在太平桥、夏镇那样又吃又喝又玩，他一不吸大烟，二不打麻将，连酒也没沾，就带我溜回了邹县城。

回到邹县后，有一天，一个穿着入时的人来到我住的地方，每人递了一支烟，坐下后看着我说：“城里有个人问你好，要捎个信吧？”我不清楚他的身份，看了看这个高个子绅士打扮的人说：“我在山上打游击，城里怎么会有认识我的人。”来人一笑，摘下礼帽翻着往桌上一放，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党”字说：“老头子叫我来看你。”我不由暗吃一惊，怎么？难道敌人知道我这个关系了？来人写的这个“党”字，我知道指的是鲁南一带青红帮（三番子）头子党广学，这个老头子在当时铁路沿线是有名的人物，一些汉奸头目多是他的徒弟。我们敌工部门想利用他作为桥梁来开展伪军工作，设法把他请到根据地，经组织研究同意，让冯起和我拜他为师。来人用三个手指扶住礼帽翻着往桌上一放就是露的帮礼。我也以同样的帮礼给他敬一杯茶，那人微微一笑说：“老大放心，咱们是同餐。”说完就走了。白秋对我说：“这人叫刘锦章，是高级秘密特务，党老头的徒弟，滨沙都高看他一眼。”实际上党广学在我被捕之后确实交待过他的一些混伪事的徒弟们，所以客观上也起了一些掩护作用。

 

四、位庄斥敌

没过几天，滨沙又策划了新的行动，他率领宪兵队特务带着我乘三辆马车来到邹东，住在日军设在位庄的据点里。这个据点妨碍着我邹东根据地与泗南、曲阜的联系，给我们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就像楔入我抗日根据地的一颗钉子，对我们威胁很大。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敌人非常重视，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一个省警备大队，组织了五个伪自卫团，并在那里设特别区、新民会等机构，军警宪特无所不备。在位庄，敌人把我放在位庄的宪兵班里，宪兵班有赵元毅、冯惠臣，下辖一个警察班。这时，宪兵班里还软禁着某庄一个农民抗日公安员叫孔祥贵，他认识我，私下和我说了他的情况。敌人还不清楚他的身份，我们相互倾吐了心里话。我动员他留下来和我一起工作，后来他成了我同敌人斗争的得力助手。孔祥贵去伪区公所吃饭，活动范围较大，也较自由，但不准出位庄。宪兵班看管我的是孔震和白秋，他俩通过我做工作，已有些回心转意，开始倾向我了。此外，还有给我送饭的一个秃子叫彭绍武，实际上是个秘密特务，常借送饭之机和我东拉西扯。另有一个日本人叫久留居，自称兵役期满要回国了，不时到我的住室溜溜看看，实际上也是个特务，都在对我监视。

来到位庄的第三天，宪兵队长强伟民来了，他对我说：“赵先生，今天请你吃饭。”我跟着他到了一个大院里，看到院里已经摆了一溜长桌，滨沙居中，两边坐满了位庄伪据点的头面人物。强伟民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位赵先生是刚从八路那边来的。”这不明不暗的双关语介绍，使我脸上火辣辣的，汉奸们也都相视不语。我刚坐下，忽然响起一个人的高骂声：“八路军不是人，奸淫烧杀，没有人心肝！赵桓是八路要犯，泰君你不杀他，留他干什么？”我一看原来是位庄地主孟宪刚。孟宪刚，又名孟孝三，在我根据地初建抗日民主政府时，曾参与我政权工作，任过“邹县抗敌自卫总团”团长，后投敌当汉奸，这时是伪特别行政区区长。好个汉奸！竟敢污蔑我们党和人民军队，我正满腔怒火无从发泄，正好拿你开刀。我猛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孟孝三你个王八蛋！你说八路军奸淫烧杀，我问你，八路军烧过你庄谁家房子，奸淫过你孟家哪个姑娘！你说！”孟宪刚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猪肝色。他也拍了一下桌子说：“你是八路要犯！”我愤然说：“我干八路，你干什么！”孟孝三被憋的脸红脖子粗，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在坐的汉奸们面面相觑，无人吱声。这时滨沙朝特务们一摆手，过来两个人把孟孝三架了出去。

到了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心想，白天在大庭广众之下骂了孟宪刚，他决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想方设法算计我。我决不能束手待毙，要先发制人！正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一个人悄然走进屋来，我警觉地坐起来问：“是谁？”那人小声说：“我是三十八大队大队长弥佑庭，咱是老乡，我家在泰安城资福街。白天的事好险呀！孟孝三是高级特务，我们三十八大队都怕他，你怎么敢骂他？”说着掏出一条香烟和一卷伪钞往我手里掖。我不收，并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中队长回去都很佩服八路军，这是他们凑的一点钱，不要嫌少，你若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又说他们在日本人手里干这个，也是不得已的事。我看出他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我也为了今天开展斗争使他为我所用，从联络感情出发，把钱和香烟收下了。

弥佑庭走后，我燃着一支烟，继续想着对付孟宪刚的对策，想到孟宪刚在我党初创邹东根据地的时候，伪装进步，也曾利用他在邹城的关系，给我们买过西药和军用品，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我亲手交给他二百块现大洋，托他买电话线，他一去不返，挟款投敌。对！就以这二百块大洋，再戳他一下子。

第二天孔震、白秋到来，我对他俩说：“孟孝三欠我一笔账，得向他要回来，我不能要饭的掉了把棍子，连狗的气都受着！”我就把欠钱的事向他俩说了一遍，并说：“要是你们两个帮我要回钱来，我一个不要，全部奉送二位，我只是要出这口气！”白秋说：“帮忙行，不过得通过滨沙，听听他的口气。”

孔震、白秋报告了滨沙，回来高兴地说：“滨沙同意你要钱，叫我们和你一块去要。”滨沙这么痛快同意我向孟宪刚要钱，我当然知道他的险恶用心，目的在于对我争取拉拢。孔震、白秋带着我进了区公所，见了孟宪刚，我说：“孟孝三，你该还我的钱了！”孟一听向他要钱，顿时火冒三丈，过来扯着我衣服的前襟说：“想要钱，行，得到滨沙那里去要！”拉着我就走。见到滨沙后孟宪刚气急败坏地说：“泰君，赵桓是八路军要犯，竟敢向我要钱！”不料滨沙毫无表情，轻轻地说：“有这么回事吗？”这一问，我心里想，孟宪刚要不承认咋办？谁想孟宪刚竟说：“有，可钱都用了！”滨沙说：“有这么回事你就得还他，皇军这里是讲理的！”孟宪刚急了，说：“我还不起他！”滨沙说：“还不起还他一半吧！”孟宪刚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

特务们见了钱就像苍蝇逐臭，叮住不放，孔震他们向孟宪刚照数要回这笔钱，入了自己的腰包。从此，孔震、白秋对我更是无话不说。孟宪刚却为此事又气又恼，原来就患有哮喘等疾病，这一刺激竟大病不起，进城住进了医院，不久死在了城里。

 

五、谋划歼敌

通过滨沙请我吃饭，酒席宴上骂孟宪刚并向孟要账这几件事，汉奸们都有些摸不透我的底，对我“不敢等闲视之”了。滨沙更进一步施诡计，耍阴谋，日寇“扫荡”时也带上我，还暗地用我的名义向武工队发劝降信，我心里真是痛苦万分，一腔怒火就撒向那些见了日本人就摇尾乞怜和被敌人逮捕就向敌人供出真实情况的软骨头架子。遇到这样的人我就连骂加打毫不留情。这样，滨沙还以为我有了变化，认为他的鬼八卦已经收到了效果，暗自得意，除留下张启光、孔震、白秋外，自回邹城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趁特务张启光回城之机，我抓紧时间同孔祥贵商量教育争取失节当了汉奸自卫团长的几个人。首先让孔祥贵找来王德富，我问他：“德富，我请你给汉奸队送关公像的事还记得不？”一提这，王德富很兴奋，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关公像边上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七个字。”又说：“你放心，我王德富要是变心真当汉奸，天打五雷轰！”我说：“那好，以后有便常来。”从此，不断暗中晤谈。

一天夜里，刘传清偷偷地来和我接头了，他是打进位庄的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伪自卫团长。他把我骂孟宪刚等情况报给组织，冯起同志叫他来和我联系。身陷敌穴，形只影单，一旦与组织取得联系，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心里暖洋洋的，一股春风吹开了心头的乌云，身上也觉得增添了无限的力量，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和敌人大干一场了。当下我们两个研究了位庄敌人的情况，他说他已教育争取了伪自卫团的刘德臣团长，这样位庄的五个自卫团已经有三个掌握在我们手里了。另外警备队的弥佑庭不时偷偷晤面，我也曾做过他们各中队中队长的工作，还专门对机枪手牛会泉进行了教育争取，这部分武装也基本能为我们控制。

在敌人内部我还实施了个“反间借刀”之计。一天，我托送饭的彭秃子买来了羊肉和烧酒，孔祥贵问我：“买这么多的酒肉干啥？”我说：“我要请客。”他问我：“都是请谁？”我说：“请刘副区长，冯传会团长，张生同团长，张村长和送饭的彭绍武。”孔祥贵犹豫了一下问：“请这些人组织上是什么看法？”我说：“你别管了，请一下他们好。”请的这几个都是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最坏的人，这一次请客，还真起了作用，上边提到的五个中有四个后来都被日寇劈死在洋刀之下，后边还有交待，这里不详说了。

另外，我考虑要开展活动，必须争取孔震作掩护，不控制孔震，很难进一步开展工作。这时特务张启光已回城，白秋像得了精神病也跑走失踪，只有孔震尚在此地。一天我对他说：“这样下去你以后怎么办？该找个出路才是。”他说：“我们的家眷都在滨沙手里，有啥办法？”我说：“你该和八路军那边通通气，表白一下心意。”“我在这里不认识人，这就靠老首长你了。”“这样吧，你给尼山军分区董鸣春司令写封信，我也写信说明你的情况，找人送出去，这不就接上头了。”我想只要孔震写了信我手里就攥着他的把柄，就能为我所控制。孔震想了想点了点头。

孔震写好信交给我看了看，我也把我写的信叫他看了，放在一起叠成三角，暗中又把我在兖州写的血书夹在里面，对孔震说：“这封信关系到你我的性命，要找个可靠的人送才好。”孔震想了很久也找不出合适的人来，只是说：“这可不是小事，大意不得。”我说：“有个人去送万无一失。”他急问：“是谁？”我说：“就在宪兵班里软禁的孔祥贵。”“可靠吗？”“我和他住在一起两个多月了，我了解他，很可靠。”孔震说：“那就好”。我说：“可你得把他送出去，回来也从原路进来就安全多了。”孔震乘夜把孔祥贵送出庄去，孔祥贵带来了冯起同志的回信，这给孔震极大的鼓舞和安慰，从此他精神振作起来。

与组织联系上以后，我根据当时的情况，写信给冯起同志，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要求地委派两名武工队员随孔祥贵乘夜潜来位庄，由刘传清、刘德臣的自卫团配合，把位庄区公所、新民会、宪兵班和冯传会、张同生的自卫团全部人员捉起来，处决最坏的几个头目，王德富自卫团起义，烧毁南山碉堡，把队伍拉到根据地去；二是第一方案完成后，调主力部队前来，伪省警备大队弥佑庭作内应，打开寨门，把日寇全部消灭，彻底摧毁位庄据点。为送这个方案，孔祥贵三次夜出夜归，前两次找到冯起同志，第三次才带回了冯起同志的回信。信中说：“地委研究了你的来信，认为在当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掉位庄据点，敌人还会安上，对我不利，应作长期打算。责令王德富烧毁南山碉堡，把队伍带回根据地来。布置刘传清、刘德臣埋伏下来继续工作。动员孔震调出龙泉自卫团到长莝消灭它，以便我军向曲阜发展。”看完信我觉得很可惜，圈住的狼不打，太遗憾了。孔祥贵叹了口气说：“得听组织的。”我觉得有两项任务比较艰巨，一是叫刘传清、刘德臣长期埋伏下来，这在我行动以后是非常危险的；二是动员孔震调出龙泉自卫团来消灭它，能不能说服孔震执行这个任务？我觉得这比来两名武工队员活捉位庄汉奸要困难的多。但组织上的指示要坚决执行，我首先向刘传清、刘德臣传达了地委的指示，他们虽认识到我们的行动会导致敌人的报复，埋伏下来有很大的危险性，但二话不说，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这是多么好的同志啊！然后我又去动员孔震，孔震一听，非常为难，说：“我的老婆孩子都在滨沙手里……”我赶忙说：“咱再想想办法，想个万全之策。”我想，要说服孔震干这么大风险的事情，必须有个能叫他脱身的稳妥办法。我忽然想到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我说：“你不是有风湿性关节炎吗？你回城里住医院不就躲开位庄了吗？你写好调龙泉自卫团到长莝集合的信，交我保存着，待你回城两天后我再行动，龙泉的事也就与你无关了，打掉自卫团，滨沙也找不到丝毫痕迹，这是万无一失的。”孔震迟疑了很久，勉强接受了这个意见。写好信，不填日期，盖了手章交给我，他即回城“治病”去了。

 

六、暴动归来

孔震走后，我又向王德富布置了暴动任务，要他做好准备，并令其明天（腊月十九日）傍晚到我这里，下半夜一同去他驻守的南山碉堡，然后写信给冯起同志报告执行地委指示动员布置的情况，并约定明天夜里行动的时间，孔祥贵乘夜送去。当夜孔祥贵即急急返回，带来了冯起同志“按给定时间进行不误”的亲笔信。第二天下午，叫刘传清派人将孔震调龙泉自卫团的信送到龙泉，一切都布置好了，单等到时行动，这时，就觉得时间是那样的难熬，真是一日如三秋。

秃子送来了晚饭，久留居照例来转悠了一趟，一切都寂静无声。王德富闲逛似的走进屋来，并给我弄到一支三把匣枪。

约定的时间到了，孔祥贵、王德富领着我顺着他送信的路，转弯抹角悄悄地出了位庄。到了庄外，就象鸟儿出笼，飞也似地向南山碉堡奔去，到了山中，我看着山顶上的碉堡对王德富说：“你到碉堡上等着，等听到长莝枪响，看到弹光时，即举行起义并烧毁碉堡。”留下孔祥贵协助王德富，我即独自一人奔长莝。新任武工队长赵炎和政委杨景悦同志已等在长莝路南的一个客店里。离别几个月、生活在两重天的同志，乍见了面，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我直觉得热血在心中沸腾。我急忙问：“队伍呢？”杨政委说：“都隐蔽在路北的庙里。”赵炎说：“武工队也在庙里，就等你来了。”这时我心里又有些不安，孔震的信能调来龙泉自卫团吗？突然，一个武工队员进来说：“敌人来了！”我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和他们打招呼，叫他们集合后再动手。”几步走出去，见敌人已来到庙前空地上，我说：“弟兄们先坐下来休息，等皇军来到一起出发！”敌人见我不是孔震，起了疑心，举枪对准了我。我把胸膛一拍说：“你们想干什么！来！孔震！”说着抢进庙门里，迅速抽出枪来喊：“打！”我们庙里的伏军开火了，敌人也开了枪。由于布置不够周密，仅消灭了敌人一个尖兵班，大部敌人听到枪响后逃窜了，使将要进网的敌人逃掉，未能拔除龙泉据点，特别是在接火中杨政委牺牲，赵队长负伤，在敌人内部暴露了孔震，这是很大的损失。

王德富听到长莝那边打响了，就放火烧了碉堡，把队伍带了出来，日伪军看到山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又听到枪声，以为是八路军打来，蜷伏在据点里未敢出动。天明后方知南山自卫团起义，不见了我，立即出动人马包围了位庄，把自卫团人员全部缴械扣押，并把我请客吃酒的副区长刘奉启，自卫团长冯传会、张生同、张村长四人拉出来，认为这些人与我有勾结，日寇小队长元藤恶狠狠地用洋刀劈死了这四个最坏，也最效忠日寇的汉奸。刘传清、刘德臣被送往关外当劳工，不久逃回了尼山地委。

位庄暴动后不几天，过去经我们教育争取的伪省警备大队机枪手牛会泉也如约带枪向军分区投诚。因此，日寇把弥佑庭的省警备三十八大队调走，另调别的伪军前来。

在敌人窝里的百来天，使我终生难忘，经过艰苦的斗争，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指示，粉碎了敌人阴谋，争取了伪自卫团长反正，并给敌人造成混乱，杀掉了几个为非作歹、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力的汉奸。我终于安全回到党的怀抱，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又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