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我出生于泗水县萧家峪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亲务农，母亲勤俭持家，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我的童年是在连年匪患、饥荒中度过的。家中为了让我将来有出息，九岁送我入私塾，读完了“四书”。十三岁那年，一场瘟疫夺去了我六岁妹妹的生命，母亲也与世长辞，父亲和我在生命垂危之际，被孙瑞雷先生救活。接着又是蝗灾，地上看不见地皮，幼虫长成起飞后遮天蔽日，庄稼颗粒无收，生活更加困苦。我们父子二人相依为命，父亲仍没忘了让我上学读书。我十四岁入学堂，一年读完了四年的课本，然后去张庄小学插班六年级。十六岁考入邹县县立中学，第二学期因交不上两元钱的学费而中途退学。我在高小读书时的校长牛鲁田得知我辍学的消息后，派人送给我一封信，要我持信进城，找泗水县立师范讲习所所长汤善卿老师。汤老师准许我参加了第三期的招生考试。三年学习毕业后，我被派到星村小学任教，月薪十二元。满指望可以养家糊口了，但好景不长，1937年秋冬之交，日寇过了黄河，国民党第三路军南逃。日军的铁蹄踏遍了齐鲁大地，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就连我家乡那样的穷山沟也未幸免。

还在我上中学时，就常常和同学们暗地议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谁能救中国的问题，偷偷地看进步小说。但国民党镇压得也凶，逮捕县立第一、二小学的进步教员，趁学生上课时搜查学生的寝室，夜间熄灯后搜查教室，我看的一本《热河泪》也被搜去。尽管如此，但同学们私下议论国民党的腐败和丑闻，这是谁也禁止不了的!正是由于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才使我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走上革命道路

在争取民族独立，不当亡国奴的民族主义思想支配下，1938年1月，我同乔尚志组织了几十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口号是抗战保家，推乔尚志为队长。不久，我们接到李延寿共商抗日事宜的邀请通知。我们到了孙徐后，乔尚志即被李延寿请进了司令部。我几次劝他离开李，他只是支支吾吾。我感到不妙，就在日寇进攻孙徐后只身东去三岔河找同学曹济舟。这时曹已经组建起百余人枪的抗日游击队。由于我二人“不当亡国奴，不与国民党沾边，寻找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思想一致，奠定了共建泗南第一支自发抗日游击队的基础。这支队伍度过了一年半的艰难日子。在此期间，我曾只身去敌区苇家窝彭斌同志家找周蓝田同志未果，等待蓝田同志的消息达一年之久。1938年下半年，这支游击队仅有三十多人枪了。就是这么一点点人枪的游击队，国民党的几个司令也垂涎三尺。王一民把曹队请到白仲泉，李延寿把曹队邀往安德，孔润阡邀请曹队住贾家峪，其目的都是一个——“收编”。由于我们的主张不变，他们的企图都落了空。

1939年农历五月端五拂晓，日寇进攻三岔河，激战终日，敌人放火烧了曹济舟家的房子。第二天晚上在圣公山我们与从小山撤下来的八路军四支队一部相见，但他们夜间即北上返回徂徕山地区，我们又失去了依靠。五月初八早晨，我同曹商量，四支队既然不是路过，又在小山打了一仗，还有伤员留在那里，我去一趟，看看亲友和被日军烧的家园，说不定还有一点希望。

东西卸甲河村被日寇烧得片瓦不存。我在小山西峰发现了烈士的遗物——仅剩几页的笔记本。在西卸甲河遇到了教书先生王子才(宋家山头人)，他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见《抗战初期的曹济舟同志》一文)说：“田黄大集那天你来一趟，在河边沙滩柳树底下见面。”田黄镇住着反共分子秦启荣的司令部，王子才见到我后，用手指在沙上面写了个“共”字，问我这是什么字。我说：“若连这个字都不认识，我就白读了几年书。”王说：“这就是共产党的‘共’，愿意加入吗？”我高兴地说：“这还用问？”谈到最后，王子才说：“我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化个名(萧萍)，手续由我办。因工作需要没有候补期，你就是支部书记，回去发展党员。”我也按照他的办法发展了十二名党员，其中有张显荣的原特务队长杜嗣存，张的手枪队长李崇胜。泗北县委利用夏传璋同志是张显荣干儿子的关系派夏给张当亲兵。李崇胜和夏传璋由我直接领导，以便准确掌握张显荣的内部情况。但我当时不懂得建立党支部和划分党小组。乔海秋同志到来后，对党员一一作了登记之后，又帮助建立了支委会，划分为三个党小组，整顿健全了党组织。按照海秋同志“搞枪扩大队伍，争取团结张部的下级军官，以备将来开展工作”的指示，我们进行了有效的活动。在中共泰泗宁中心县委领导下，曹营成为泗南第一支人民武装。

 

二、坚持小山后斗争

1940年秋末，我从鲁南区党委党校学习结束，回到了新建立的第一地委组织部任组织干事。为了开展邹东地区的工作，地委把机关干部组成八个工作团，我任其中三个工作团的党总支书记，被派到宋成德带领的小山后工作团。这个区是原邹县第四区的三教乡，辖十八个自然村，1940年在反共分子李延龄(李延寿的三弟)的策动下，乡村领导集体叛变，反对我党我军。我军五团三营打了南三教湾之后，其他村的上层人物(前等齐、马家除外)和几股武装(八士庄的冯传栋、冯传惠兄弟，东卸甲河的宋玉田、申家沟的张广瑞、小河村的孔令铎兄弟等)都畏罪逃往孙徐。年底，地委决定在邹东建立五个分区党委，小山后地区为第五分区委，留我任区委书记。当时匪患严重，群众仅有的破棉袄也被抢走，加上饥荒，生活无着。基本群众受到外逃反共分子的威胁，发动不起来，开展工作十分困难。第二年春天，没有粮吃，只能以糠菜充饥，区中队饿散了，仅剩下两名队员，又在申家沟执行任务时牺牲在反共分子张广瑞的枪下！最后区中队只有“光杆司令”副队长马成吉和我这个兼政治指导员了。这时外逃的反共武装也在夜间潜回，一住几天，群众不敢举报。外部土匪对这个地区的进犯更加猖獗了。除金家庄、前等齐之外，小山后变成了名存实亡的解放区!

在此严重关头，区委决定发动和武装前等齐党支部，重建区中队，收复失地(提法欠妥——作者注)。我和马成吉同志经过一番工作后，决定由前等齐党支部书记陈学寅带领六名党员脱产为骨干，重建区中队，村党支部的工作由副书记马俊克同志负责。我们发动各村群众自卫防盗，区中队则采取行无定时、打无定方的办法，打击土匪，保护群众。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匪患绝迹，外逃的几股反共武装也不敢轻易来犯，各村的上层人物也陆续返乡，群众情绪安定，小山后才有了点解放区的样子。

 

    三、杜队脱离张显荣部

1941年秋，我军主力三团攻克了耿家庄，打死了汉奸头子曹恩广，解放了泗东南二十多个自然村。地委决定组建以彭斌同志为书记的泗南工委，我任组织委员。能不能坚持住这块新解放的边沿区，关键在武装。当时唯一可以依靠的武装是杜嗣存同志领导的一支游击队。三团离开泗东南时把耿家庄和朱家庄交给了杜队。根据工委的分工，我这个组织委员实际上变成了“武装委员”，专做杜队的工作。

泗东南虽是弹丸似的抗日根据地，但它地处滋临公路以南，威胁着敌人在山里这条大动脉，也是张显荣部的国民党反共顽固分子的眼中钉。因此，才先有张部以换防为名企图强占我泗南根据地、后有日特对杜嗣存同志施展借刀杀人的诡计。这年的冬天，张部命令杜队到张庄(张显荣的司令部所在地)驻防，原杜队驻地由许发山团接防。去不去直接关系着泗南抗日根据地的命运问题。去，等于把这块根据地拱手送给敌人；不去，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杜队与张部决裂。事关重大，工委书记彭斌同志亲自领导了这场斗争，方针是拖着不去。一直拖到张部的反共分子不耐烦了，派许团强行接防。杜嗣存同志毅然消灭了许团的先头分队。许发山在国民党反共顽固分子的支持下坚决要求打，张显荣怕“打孩子娘出来”，主张和。就在打和两可之际，我第一军分区命令杜队改为泗南游击大队，杜嗣存同志任大队长，我任政治指导员。于是，我党在泗南领导的第二支人民武装诞生了。这样一来，这支队伍变成了日特注意的对象。驻卞桥镇的日本特务佐藤用毛笔和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写了一封信，内写“杜嗣存先生，国际党(指第三国际)不是解散了吗？你的上级不是要你征粮吗？可按约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区去完成上级给你的任务……”等语。这封信一方面暴露了日特的拙劣伎俩，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支队伍已经引起了敌人的重视。滕良仕(诱捕彭斌同志的参与者)从卞桥来我泗南找彭斌同志时对我说：“你以后少向北活动，佐藤放风要活捉你。”我说：“等着瞧，看谁捉谁吧!”

地委组织部长冯起同志派专人送给我一封特急信，内有我政治交通员姜月、陈忠二同志在执行任务中被皇协军捕去遭受严刑拷打等情，要我赶紧设法营救。我同杜嗣存同志商量后，决定去找张显荣的表弟邵理甫（邵是皇协军队长，也是我们按照乔海秋同志指示结拜的把兄弟)。邵理甫见到张显荣，把八路军如何派我们在他家坐等要人的情形说了一遍，张显荣以提审犯人的名义，把姜、陈交给邵理甫，并嘱提人的两名随从副官：“就说我把两个八路活埋啦!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四、智擒冯清宜，争取苏忠远，活捉王新杰

孙徐战斗之后，我们接到上级指示：“据可靠情报，冯清宜已暗中投敌，限你大队在七天之内活捉冯清宜。”从接到命令之日算起，已经三天了，我们仍是一筹莫展。第四天排以上干部会上，有的提议强攻，有的反对，理由是桃花庄张家寨是张文甫兄弟俩的独围子，寨小墙高，炮楼多，坚固易守，若强攻，伤亡太大。这时通讯员来报：“杜嗣平来了。”老杜大吼一声：“叫他滚!”我急忙说了声：“休要。请嗣平进来。”嗣平在院子里已经听到他大哥大发雷霆，面带惧色地说：“我说一句话就走。三弟娶亲，请你们去喝杯喜酒。”我问他还请了谁，他说还请了冯营长。嗣平走后，我说：“我们应该感谢嗣平送来了活捉冯清宜的办法。第一，我们是贺喜的客人，出师有名；第二，冯清宜还未公开投敌，不会轻易对我先开枪。”老杜说：“你别一厢情愿啦，冯清宜很狡猾，他不会去的。”我认为他一定会去，单为嗣平的请帖他不会去，但杜嗣存是结婚人的亲堂兄，冯清宜即使冒着三分险，也不得不做出一点姿态。为了减轻冯对我们的疑虑，贺嶂上只写五个人的名字，去时另加四个通讯员。

贺喜这天，冯清宜果然带着他的警卫班和两个连长来了。冯到了客棚里，端起酒杯向杜嗣存道喜后说：“兄弟身体不适失陪了。”两手抱拳一拱手，溜了。我对老杜说：“情况不妙，要立即行动，勿失良机，我和队附徐树祥及三个通讯员去捉冯清宜，你等四人去捉他两个连长。”在分头行动中，我要徐队附一人去堵冯清宜后院西便门，我去闯他的前院正门。当我和三个通讯员距冯大门口十米左右时，见两个门卫持枪以待，门旁炮楼上也有人守护。但这是一条街，平时常有人经过，所以我们的出现并未引起敌人的重视。在行进中，杜锡明、朱本善突然一个急转身缴了两个门卫的枪，张长文则闯进大门喝令炮楼上的人下来交枪。住在北房的警卫班企图抢先进后院保护他们的上司，我对他们迎头三枪并喝令：“不许动！”三个通讯员窜上去缴了他们的枪。进到后院一看，徐树祥同志已经缴了冯清宜的枪，正看着他卷曲着身子抽大烟哩。这次行动奔袭了桃花庄，活捉了冯清宜，我们全胜而归!

争取苏忠远不再投敌或迟投敌，对我们都有利!这是军分区首长的指示。苏忠远是伪军的一个营长，因内部矛盾率部返回他的家乡——踅庄。请他来我区会谈，他借故推脱。给他写信，回信中只有一番客套。据此，我决定只身前往踅庄。但杜嗣存同志认为太危险，不同意。争论到最后，老杜急了：“你若有个好歹，我对党怎么交待！”我也火了：“我执行党交给的任务，要你向党交待什么？大不了，我死了，只丢一支卜壳枪，党再给你派个政治指导员来不就了事了吗？”说罢我拂袖而去。我这近乎不通人情的行为可害苦了杜嗣存同志，他随后派通讯班长杜锡明换上他的卜壳枪并带两个通讯员赶来，接着派刘宪昌同志到苏营了解情况，又秘密地把部队运动到踅庄东岭黑石（分石）隐蔽，他坐卧不安地一天没离开阵地。

当时我考虑的问题是，对党的指示要坚决执行，个人安危应置之度外。去，也不一定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我去踅庄本身，就给苏忠远再投敌打上了一个楔子。八路军经过踅庄集大摇大摆地进了苏营，泗水城的汉奸头子，当天就会得到这个情报。

我让苏营的一个士兵带路来到营部，弄得苏忠远神态尴尬，手足无措。我首先说：“苏营长，没想到吧？我请，你不去，因为你身体贵重，我只好登门拜访了。”苏忙说：“哪里，哪里。你先打个招呼，我好去迎接你。请稍候，我去安排一下。”我想，不管你怎么安排，也不会把我安排成你向伪军头子悔过的“证据”，万一是那样，我也不会让你赚便宜，更不会让你得到“活证据”！我正思考着，突然进来一帮子“八大金刚”似的人物，一个问：“你们为什么干八路呀？”我借他出的题给他们讲抗战救亡的道理。又一个说：“没有好吃的，也没有好穿的，又没有钱花，我可不干那个。”我说：“你不干也不会勉强你，但只要别有奶便是娘，出卖祖宗当汉奸，就不是败类，还算个中国人！”苏忠远进来说：“我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请！”我们走进一个方八尺的大炮楼底层，看样子也是临时安排的，抽掉梯子，盖上了天窗。我对苏说：“你的警惕性够高的啦，上边还有伏兵。”苏忠远连忙解释：“我这是为了你的安全呀。”我说：“你不要烦心，既来则不怕，我喜欢冒险，从来没想到什么安全。”正谈话间，闯进来一个人，苏即介绍说：“这位是蔡连长。”蔡急忙说：“萧指导员，你不认识我了？”我心想，正好，来了活话题。于是讥讽道：“我认识过去的蔡庆常，不认识叛变投敌的蔡连长。”蔡忙表白道：“你不调走，我也走不了这条路！”“照你这么说，是我使你当汉奸的了？”“不，是被冯惠民逼的！”“那么，你逮捕姜月、陈忠也是冯惠民逼的吗？”蔡无言以对。我继续追问：“你欠我们两条人命的血债，何时偿还呀？”蔡急忙说：“姜月、陈忠不是我杀的，是被张显荣活埋的。”我心想，要把蔡庆常从精神上完全打垮，也震一震苏忠远。我又追问蔡：“你不捉，他活埋谁呀？”蔡庆常把头低下了。我想，借题发挥的“文章”该收尾了，于是看着苏忠远说：“若不是看在你跟着苏营长脱离了汉奸的份上，今天得清账。”

在我痛斥蔡庆常时，苏忠远脸色沉重，一言不发，听到我最后这句一语双关的话浯，他忙说：“谢谢，谢谢你赏光。”我想，他会意识到我党我军对抗战和投降的严正立场，从中理会到我们的政策的。当苏忠远送我走时，我有意地不到一定地点不告辞，边走边谈。离村越远，苏越不安，怕我把他弄走。我则担心让苏回去早了，万一有鬼，会遭暗算。这真是“苘杆打狼，两头害怕”！到了东岭脚下，我故意装作突然想起的样子说：“对不起，光顾说话，让你送了这么远。请回，后会有期。”此时天已黄昏，走上东岭就看见杜嗣存同志正焦急地等着，我忙说：“你辛苦啦，还生我的气吗？”老杜笑了：“你回来了，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什么气也没有啦!”

此事过后不几天，皮狐庄四名群众代表状告王新杰烧死老幼妇孺三十多人，要求八路军为民报仇除害。王新杰队属许发山团，驻桃花庄张家寨。经过侦察决定，由我带四个人去踅庄集上捉住王新杰，逼王带我进张家寨。杜嗣存以野外演习的名义把部队运动到桃花庄东北。老杜嘱我：“我不到你别动手，你五个人弄不了他一个队，我一到就来个里应外合。”我到了踅庄集上，从茶棚里把王新杰请出来，并故意高声对苏营一个士兵说：“请你代劳转告苏营长，就说萧剑秋因公务在身不能前去拜访，请他原谅。”到了张家寨的北便门，王新杰叫不开门，我知道不是没人听见，而是五层高的中心楼上的瞭望哨早就看到王新杰身后有五个八路军。在王新杰的叫骂声中，门打开了。进了他的队部，西间花棂后埋伏了一个班，枪口对着我。我同王新杰对面坐，杜锡明盯着王新杰的两只手，张长文堵住西间房门，二排副排长张士玉和朱本善在门口警戒。只有我同王新杰之间的问答，空气异常沉闷。中心楼上突然报告，从东北方向来了一支队伍。王新杰说，问清楚是哪部分的。我对杜锡明使个眼神说，上去看看。杜锡明从楼上把王新杰的一个班赶下来，控制了制高点。我命张士玉同志去开门。王新杰部见队长被俘，抵抗的不多，跑的不少。我大队以实际行动履行着我军宗旨，扩大了影响。

 

    五、旗山区的对敌斗争

泗南反扫荡时我负了伤，伤后去鲁南军区在职干部轮训队学习，参加完鲁南军区部队反顽战役后回到军分区。地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杨士法同志对我说：“根据地的形势严重，这你知道，我不需多说。”我一听，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敌伪据点毗连，我根据地被蚕食的情景，中心区只剩下大山以东、南北王、戴家庵和张庄地区几个村庄了。杨政委继续说：“敌人的据点、碉堡，坚固难攻，即使拔掉几个据点，也粉碎不了敌人蚕食、伪化、封锁的阴谋。因此，我们对敌斗争的方针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你的任务是以旗山区为依托，开展曲、泗、邹边区的对敌斗争，你可指挥旗山、崮山两个区中队。为了你工作上的方便，你的公开身份是旗山区武委会主任、区团长，并为旗山区委委员。”(后来敌工部门又给我加了个对敌斗争站长的头衔。)杨继续说：“你的主要方向在北。百天之内旗山、崮山两区对敌斗争在离泗水城东南七、八里路的东西高（村）地区会师，一句话，逼进泗水城。”

我向旗山区委会传达了杨政委的上述指示后，区委书记赵群同志带区中队夜间进入敌区，做争取伪区、镇、村长的工作，曾到南北孙徐、北彭家庄等地活动。区中队开始进入敌区时，当夜即返回，后来在敌区村庄住上一天一夜再返回，同时负责对安德、孙徐东岭两个伪据点的喊话宣传工作。在对孙徐据点的喊话中发现这股伪军特别坏，不仅对喊话不听，反而破口大骂，甚至对我放枪。这股伪军是汉奸汪润广的一个中队，队长是张会友，我在泗南游击大队工作时，常同他交战，但不知他是怎么成为铁杆汉奸的。正在对该据点内情况不明，而又没有线索可以打入时，区委委员、各救会主任郭杰同志对我说：“泗北来人说，小冯就在孙徐警察所当兵，他是我发展的党员，参军后是泗北县大队的机枪手，回家探亲时被捕的，被迫当了伪军。”通过郭杰找小冯谈话，我们了解到，警察所长马玉坡每天太阳不落就躲进东岭据点，第二天太阳出来后才离开据点回警察所。据此，我们决定请专署公安局长马达同志派三名武工队员执行活捉马玉坡的任务，由区中队和基干民兵在河南岸接应。在据点西侧去北孙徐的路上我们逮捕了马玉坡，据点的伪军和区自卫团对空鸣枪一阵了事。当夜，我要区中队副指导员王学礼同志再去摸摸据点的情况。王学礼回来后说：“不出所料，伪军不仅不骂人、不放枪，还派他的马班长提着茶水走出据点招待我，并说：对不起，有马玉坡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我在王学礼陪同下又去孙徐据点逼出了张会友。后来我又带军分区敌工干事李子英同张会友见了面。

安德据点伪军队长是孙鸿泰，踅庄人。我找到白仲泉的孙瑞朝(与孙鸿泰是叔侄关系)，经他多次联络，孙鸿泰在安德南岭同我见了面。我还把驻胡二窑的伪军头子蔡庆常弄到三教湾谈了一次话，有曹锡三等人在场。在谈话中蔡又提起他没有杀害姜月、陈忠的事。我对他说：“你不如张显荣聪明，他把姜月、陈忠交给我啦。今后只要你不再同我党我军为敌，可以既往不咎。”

1944年3月，旗山区委会在冯家庄开会，讨论半年来的对敌工作。突然来人报告，安德伪军北逃，据点已起火。对敌斗争形势的好转要比我们估计的来得快。我安排了调基干民兵向孙徐地区集中的工作后，与区长张树梓同志一起，带着民兵到了小城子，了解到我旗山区中队逼近孙徐据点时，被伪军火力压在据点西侧沟里。就在这时，崮山区中队张队附带队前来报到。我对他说：“你来的正是时候，派一个班接近据点，打几个排子枪，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便于旗山区中队脱险。这个任务完成后，你们去卢家沟担任老寨口的警戒。”我派前峪村党支部书记兼基干民兵队长孔令愚同志带两个人去孙徐据点，告知张会友我随后就到。当我走到距孙徐据点百米处的时候，忽然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我急忙过去一看，只有孔令愚一个人在据点围墙上站着。他说：“我到据点外喊了声，里面还有喘气的吗？出来一个!无人答应，但寨门敞着，我就进来啦。登高一望，跑得快的已到北山口了。我看反正也追不上了，索性朝他们的后尾甩上两个手榴弹，赶他们再跑快点!”

孙徐据点起火后，旗山区中队来到，我要副队长张云生同志带一个班上踞龙山，拿下碉堡后放火烧掉。区伪自卫团的独眼龙田均杰也前来受领任务，我命他向踞龙山西头山神庙方向派出警戒，据守村西花山子，没有命令不许撤退!不多时，踞龙山顶上的碉堡、夹山头的碉堡、仲都据点相继起火，真有万山红遍之势！

我们连夜进军，逼近泗水城。当我区中队和民兵前进到五里庙、彭家庄地区时，与约五百多敌人遭遇，激战中我响水河民兵小蒋牺牲。敌人兵力五倍于我，可竟不敢前进一步。据可靠情报说，敌人的谍报报称，南山鼻子、眼里都住满了老八路，前线上这一群便衣(区中队40余人，民兵80多人)都是老八路化装的。汉奸头子、绰号小诸葛的孔润阡说，我才不上你那个诱敌深入的当哩!于是派兵向我阵地右后方出击。我尼山独立营得知这个情报后，派第一、四两个连，给到达万兴庄之敌当头一棒，打得敌人缩回了泗水城；我军回师包围了踅庄伪军据点。从安德逃往踅庄的孙鸿泰向我军提出一个条件，只要把萧团长找来，他就立即放下武器。我第四连连长杜嗣存对他说：“战线这么长，到哪里去找萧团长呢？萧团长曾经是我的指导员，他给你讲的条件，我杜嗣存不折不扣地执行。你也知道我家住独角，也有妻儿老小，你若怕我欺骗你，我可以对天盟誓……”孙鸿泰想起我对他说过的话：“当你无后顾之忧时，便毅然反正。”于是他又说服了原驻踅庄伪军据点的刘队一同起义，与愿意留下的五十余人编为我军第四连第四排。至此，泗南军民反蚕食、反伪化，反分割、反封锁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寇经过六次“治安强化运动”经营的封锁线破产了，我抗日军民破公路、平沟、拆墙、割电话线、端岗楼，使敌人横贯山里的交通大动脉——滋临公路泗水段，处于半瘫痪状态。

 

    六、两年的地委秘书工作

赵群同志对我说：“地委又催你去报到了。”我对地委书记杨士法说：“我不是个秘书材料，也不愿干机关工作。”士法同志说：“那就只有服从党的需要了。”我到地委报到时，地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人，一是地委书记，一是文书收发。我去后，文书收发调走，还是两个人。

近两年的地委秘书工作，对我开阔视野、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士法同志放手使用干部，耐心细致、以理服人的思想工作方法，艰苦朴素、团结同志的优良作风，都是我学习的榜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日战争进入反攻进军阶段之后，士法同志到各县区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两个多月后才回来。他问我这两个月来家里(指地委机关)怎么样？我回答：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杂事。士法同志“噢”了声：“说说看。”我开始历述“鸡毛蒜皮”了：譬如，前方司令部给后勤处限定时间要手雷、手榴弹，而后勤处却没有钢铁，处长宴锦同志找我解决；医院转出老伤员，接收前方下来的新伤员，转接工作的时间差只有三小时，黄院长、徐政委到城前兵站要担架碰了钉子后，来找我解决这个火烧眉毛的问题；新四军的一个医院需三十名看护员，也给我要；军区后勤的汽车抛锚，李部长来电话，要我帮他弄回去修理；大雪封了公路，军区命令城前兵站在限时之内清扫路面，保证通车，刘清明站长无法完成，非咬定我帮助他解决不可，等等等等。这些虽不属地委工作范围，更不是秘书的职责，可我觉得是战争的需要，所以一一照办了。土法同志听了，说：“这可不是鸡毛蒜皮呀，都是大事!专署变成了兵站，周专员当了站长支前去了，军分区司、政机关都进军去津浦线上，山里就只有地委机关，我又不在家，他们不找你还能找谁呢？”是啊，在那艰苦的年代里，为了战争的需要，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因此无往而不胜！现在若能恢复了那时的凝聚力，也会无往而不胜!

 

   七、在平邑县大队

1946年春节过后，杨士法同志从前方司令部回到地委，对我说：“蒋介石不履行重庆谈判‘协定’，正准备打内战。军分区要你回部队去，你的工作我一时还想不出合适的人选来接替，可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只好如此了!平邑县委有个报告，称县区武装已有千余人，要成立独立团，我没有批。你去了解情况后给我写封信，提出你的意见再决定。如建团，你的副政治委员职务不变。”我到了平邑，了解的情况与报告上说的相符，县大队已建两个连，约三百余人，区中队共有八百人。可如果再建七个连就连根拔了!我在给士法同志的信上说，我不同意建团，那种连根拔的办法不利于地方武装的再发展。平邑县建立独立团一事也就搁浅了。

地委张部长来平邑县传达中央重庆谈判情况，其中有一条，即部队统一整编，多余的解散，枪支弹药上交，否则不给军饷。我对此想不通，说：“我一支枪、一粒子弹也不交给国民党。过去从来没有吃过蒋介石一分钱的军饷，抗战不是也胜利了吗？县大队到山里垦荒，自食其力也不解散!”当场有人批评我思想跟不上形势，不相信和平!

我们决心使县大队一年之后做到半自给，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此要下了舜王庙公地百多亩，都是人拉犁种上的。五月，接到军分区要县大队到曲阜整编的命令，临走前全大队的菜金还无着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去平泗支局找庞局长。天不亮我就把他堵在被窝里，把去曲阜整编，菜金找借无门的情况说了一遍。他说：“我也没钱可借，不过我可以给你想个办法，即动员你的战士推盐到曲阜拿差价，不就解决了吗？”

县大队行军到了我县西岩店宿营，我这个几十辆小车的“盐贩子”被税卡发现了。税收负责人是杜嗣英，杜原为泗南独立团第一大队九班班长，在故安北大桥战斗中负伤致残后，转业到了地方工作。杜嗣英一看“贩盐”的头子是我，就说：“没有事，明天走吧!”

到了曲阜，按当地进价一次给盐务局，他们不干，硬要压价收买。我火了，当晚报告了司令部政治部，第二天在城四门和各路口以低于市价售盐。群众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物美价廉的好机会，不到中午几千斤盐全部脱手。战士们的菜金也解决了。

 

    八、攻打峄山

曲阜整编后，我们被编入第一军分区十六团一营。这时，鲁南军区决定以第一军分区第十四、十五团和三军分区一个团组建第十师。原来由两个团担任的围困兖州城的任务落到新整编的第十六团的肩上，时而驻泗河东岸的村庄与兖州城隔河相望，随时准备打击渡河窜扰我根据地的敌人；时而城北、城西运动出击，迫使吴化文部不敢轻易出城。一次，我军分区首长得到姚村区委书记报告，说约有五百敌人进了姚村。首长命令我营立即长途奔袭，团将重机枪连和特务连配属给我营。但这次奔袭扑了空。战士们烤干渡河湿透的棉衣，第二天黄昏回头扑向白家店、白家楼。在营长王士英同志指挥下，经两小时左右的激战，打死、打伤、俘虏敌人百余名。

正在我营准备打粉店的时候，军分区首长命令我营出发邹县执行攻打峄山的任务。十五团李副团长介绍敌情说：“峄山这股敌人的头子是李景全，外号李老八。八年抗战，他在峄山住了八年。日本鬼子为了剿灭李老八，飞机、大炮都用上了。因坦克不能爬山，只好在山下围困。激战了七天七夜，才占领了制高点和洞顶一片李老八的阵地。李老八进洞，转入地下。鬼子在西峰和洞顶上筑好了碉堡，驻上兵，把所有已发现的洞口都用水泥封死，以为这样一来，李老八的队伍都得饿死在山洞里了。其实不然，李老八的人白天睡觉，夜里出洞下山抢劫绑票。就这样，日本人看了他八年，他在山洞里住了八年。抗战胜利后，来了个国民党的专员，封李老八为什么司令，并建立了邹县县政府，同我县政府唱对台戏。峄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

李副团长介绍完情况后，总指挥、军分区参谋长林毅同志决定十六团第一营为打山的主力，十五团和民兵大队在山下包围，准备打出水。我营在两个向导(在峄山牧羊三十余年的羊倌)帮助下，选了一条鲜为人知、无人走过的登山路线，晚上八点在阴雨中登山了。一连突击班长掉进了云窟，费了好长时间部队才通过这个险关，接着就是胸贴悬崖用身手移动的方式过阎王鼻子，稍一不慎就会落入万丈深谷。拂晓前部队被困在东峰悬崖下的绝地上，向导迷糊了，急得直哭，就是找不到通往峰顶的洞口。此时如果被敌人发现，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根据向导介绍的通往山顶洞口的形状，我发动全体指战员寻找，终于找到了登上东峰的洞口，我营好似绝处逢生了!峄山东峰并无敌人把守，这儿距西峰虽然只有八百米左右，但没法直接通过，必须由南坡先下后上绕弯才能登上西峰。部队到达西峰后，由二连控制制高点，担任警戒，保障全营继续进攻的安全；一、二连和重机枪连分两路钳击敌人洞口。在攻击洞口时，我一连突击排长颜长岭负伤。在进洞攻击中，我营通讯班长贾忠臣负伤。十五团一个连见我营把敌人压在洞内，遂急速向山上运动，遭到洞口上方镶嵌在悬崖上的小碉堡内敌人的射击，牺牲了三位同志。敌人的这个火力点，从外部上不去，从洞顶下不来，出入口直通洞内。敌人进洞后，这儿既是控制正面的火力点，又是他们唯一的一只眼睛，对我部队运动妨碍极大。它所处的位置无法爆破，又无平射炮把它摧毁，我考虑只有动用九二重机枪。随即命令重机枪连连长刘忠，以两挺九二重机枪运动到碉堡两侧，每挺枪200发子弹把敌人的这只“眼睛”挖掉!当机枪手报告射击准备完毕时，我说：“请让我来吧!”我刚做好射击准备，正要下令两挺机枪同时开火，陈副团长在我背后叫了一声“老萧!”我站起来问：“首长有什么指示？”陈副团长一声不吭地紧三步来到我眼前，把我扒拉到一边说：“你让给我，什么指示也没有了。”真不愧是“九二”，霎时间，敌碉堡出现两个盆口似的大洞。就在这时，总指挥派骑兵通讯员给我送来一张纸条，上写：“九二重机枪要节约用弹。林毅。”我指着站在重机枪跟前的陈副团长对通讯员说：“是他在浪费子弹。”陈副团长反驳说：“我是执行他的命令。”我对附近的同志说：“你们听说过上级执行下级命令的事吗？”逗得大家都笑了。

400发子弹加上几次进洞攻击，打下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再也不疯狂地叫嚣什么：“来拿枪呀，不是让我们缴枪吗？”“管着你们吃饭，也能给你们打三个月!”但敌人还是死守洞内有利位置，顽强抵抗，我们每次进洞都被反击出来。就在这时，总指挥的“立即进洞，解决战斗”的八字命令来了。陈副团长看后问我：“你打算怎么办？”“立即进洞，结束战斗。”我把命令复诵了一遍。副团长把手一摇，连说不行不行。我提醒说，这是命令，怎么能说不行？副团长说：“你别管啦，这件事我来办吧!”他随即给总指挥写起信来。我想，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他同我在一起从未干涉我的指挥(凡属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不论哪位首长在场，我从不请示，历来如此。这是我长时间的边沿区独立工作养成的习惯)。副团长此次这么坚决地制止我的行动，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时副团长把写好的信给我看，上写：“我一营从昨晚八时登山到现在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加上时近黄昏，建议由十五团看守一夜，我一营明日再战”等语。此信到达总指挥部后，立即得到批准。

我向各连布置了我驻地刘庄的警戒，命令各连留值班分队，并规定：听到枪响立即出击!时疏时密的手榴弹爆炸声一夜未断。拂晓前山上轰雷般的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之后，接着就是我营值班重机枪响了。我到村头一看，跑得最快的七、八个人已到护驾山了。从捉来的俘虏中了解到，逃出山洞的二、三十个人跑掉七、八个，其中就有李老八。听说李老八已逃跑，我泄气啦，白受一天一夜的罪，前功尽弃!早饭后到了山上，我对进洞捉俘虏的兴趣不大，除组织指挥进洞的干部之外，班以上干部集合，查看地形，准备二打峄山!

 

    九、垛庄战斗

军分区司令员周子刚同志主持十六团连以上干部会，讨论兖州城北地区到底有无敌人？为何老扑空？如何才能捕住它？这个军事民主会开得非常活跃。营长王士英小声问我：“日本鬼子的拉网战术可不可以用？”我说：“改一个字就可以用，即把‘拉’改为‘撒’。”王士英发言说：“敌人采用了走无定向行无定时的游击战，所以我们老扑空。这股敌人的活动范围就是南自兖州城北关，北至姚村这个地区，如果采用分片‘撒网’的战术，有可能捞到它。”司令员边听边点头，于是决定了十六团全团出击，分片撒网的军事行动。第三营负责白家店以南到北关以外地区，第二营负责垛庄以北地区，我营负责垛庄以南白家店、白家楼地区。搜索了一夜，既听不到兄弟营的枪声，我营也未发现一个敌人。我把一、二连和重机枪连集合在白家店村外东北角小树林里休息。天刚发亮，垛庄与白家楼之间的公路出现了一股向东北方向蠕动的敌人。团参谋长听到我的报告后即命令：“消灭他!”我对各连划定了战斗分界：一连在左，二连在右，重机枪居中，隐蔽、迅速接敌，以缩短距离。如被敌发现，先敌开火。重机枪连的任务是，以七挺重机枪的火力把敌人拦腰斩断，然后分为两组支援一、二连战斗。命令下达后，各连在行进中形成了攻击战斗队形，距离在六百米、五百米、三百米的逐渐缩短。这时敌人突然停止前进，我当机立断，命令重机枪射击。敌人开始想利用公路高于地面的有利地形抵抗，后见势不妙就退往垛庄，利用围寨的残垣断壁和外壕抵抗。第二次抵抗被我军冲垮后，即由野战转入村落战。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但由于团参谋长带头枪杀俘虏，出现了战士枪杀俘虏的事多起。

我和一连二排带着二十几个俘虏向看押俘虏的地方走，看到团参谋长正在拿一个俘虏试枪法。进村后，二连一个战士对我说：“刚抓到的这个人是我姑的亲侄，过继给她当儿子，他杀了村干部后带枪投敌。”我听后，对战士们说：“你们去吧。”我心想：这个欠我血债的叛徒受惩罚的时刻到了。我对他说：“走吧!”他不动。我又说了一声：“走吧!”他才慢慢地迈动脚步。走了七，八步，他转脸看看我，我装着注视另一个方向，于是他由快步变成跑步。当他距我三十米左右时，我向他头部左侧开了一枪。院内战士听到枪响跑来，我说：“去看看他是不是装死，怎么趴下后一动也没有动？”战士小张跑过去看了看说：“他还动什么呀，命中耳上部要害了。”这就是我变相枪杀俘虏的错误经过。当战斗基本结束，清查完俘虏和战利品并写完信，要一、二两个侦察班送往司令部时，一连指导员彭士清一手抓着一个俘虏，气呼呼地把两个俘虏向俘虏群里一推，对我说：“教导员，我有话给你说。”拉着我的手就走。他问我：“小袁杀俘虏是你的命令？”我让他说清楚怎么回事。他说：“我捉了九个俘虏，交给小袁(通讯员)看着。等我要他带着俘虏走时，他说都在那边墙根里。我走近一看，都被他枪毙了!我举起枪来要枪毙他时，他说是教导员要他杀的。”我听后，让小彭把小袁叫来。我对小袁说：“别害怕，说实话。”小袁哭着说：“我看到团首长杀俘虏，我也想杀。他(指着小彭)给我捉了那么多，又怕他们逃跑，我弄不了，就……”我说：“开会时作个检讨，没你的事啦。”我批评小彭：“你把孩子(小袁才16岁)吓成那样，如果把他吓出病来，我轻饶不了你!他同参谋长犯同样的错误，除你之外无人知道，其影响总比参谋长要小一点吧？”

军分区司令员周子刚同志来到垛庄，一见我就说：“他妈的，差点把我吓煞!”我有点愕然。首长继续说：“拂晓前，你们的副团长说，把特务连也放出去锻炼一下吧!谁知天亮后暴风般的攻势卷地而来!我骂陈副团长，你把特务连给我弄回来!我想这回算完了，只有个侦察排能抗得了吗？不是被打死，就是当俘虏!正在我感到凶多吉少的时候，发现敌人的攻击矛头不是刘庄而是垛庄(两庄一河之隔，垛庄的东北角与刘庄的西北角接近)。我没有见过你这个部队的野战，可真凶啊!”

晚饭后，全团集合在场地上，宣读了鲁南军区嘉奖令的电文。我向团政委检讨了我变相枪杀俘虏的错误，并汇报了参谋长带头杀俘虏的行为，要求领导给予我俩纪律处分。这种违犯政策的行为影响很坏。此次战斗，在军事上我们是胜利者，在政策上我们却是失败者！

 

十、峄枣战役

在兖州城西和城南多次寻找战机未果，春节也临近了，司令部决定返回泗河以东过春节。团部命令我营宿营在大柳村，与兖州城敌人隔河相望。部队刚要进房休息，司令部骑兵送来了要我营驻曲阜西关的命令。第二天早晨，军分区林参谋长、政治部李主任来到西关，对我说：“调你来休息几天，给你新的任务。”我问什么任务，两位首长说，周司令早饭后就来看你，由他告诉你吧。周司令来到后，我向他报告了停止操课三天的安排：今天洗澡、理发、换洗衣服，明天是班、排、连总结会，后天是营军人大会，总结表扬，并宣布组织整顿、干部调整。周司令说：“给你七天时间休息，然后有新的任务。”“首长，什么任务？”我问。“现在不告诉你，告诉了你就不好好休息了。”司令员关切地说。

当天下午晚饭前，从司令部传来鲁南军区急电：着第十六团立即南下，执行任务。部队集结在出发地区时，政治部组织科长山谷秀同志跑来对我说：“派佘顺云来给你当助手(王士英营长正在因病住院)怎么样？”并说我们团领导不同意。我回答：“我同意”。佘顺云同志战斗勇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就是组织指挥才能欠缺。

急行军开始了。半夜一过，队伍就不象样了，公路多宽人多宽，班，排、连的建制已乱。战士向前走上几十步，往路旁一躺，然后起来再走。掉队的越来越多!我提出休息两小时。司令员请示军区指挥部后，批准休息一小时。部队抓紧烧水洗脚，每人喝上一杯开水。我营于拂晓前进入阵地。峄县城和枣庄外圈早已打响。在战地召开了营分总支扩大会，我宣布了上级党委派佘顺云同志来我营任副营长的命令。

峄枣战役计划是七天。第三纵队三天三夜结束了峄县城的战斗，活捉了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打枣庄的第四纵队屡攻不下。我营在临枣铁路北侧上马庄地区，十师二十八团一个营在临枣铁路南侧武穴以西地区，象一把老虎钳似的夹着临枣铁路。我营一律轻装，营后方把饭送到阵地上。国民党来增援的部队是整编第二十师，铁甲车上是炮兵，从铁路上开来；铁路两侧是坦克、装甲车，后跟步兵；空中有飞机助战，不断地轰炸扫射我军阵地，强行增援，妄图挽救枣庄之敌灭亡的命运。

我们在冰天雪地的堑壕里、掩体里浴血奋战，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到了第八天，战斗还未结束。敌援军的先头又到了我营阵地正南的铁路桥头。如果敌人明天过了桥，就会影响峄枣战役的圆满结束!指挥部命令我营夜间炸桥，并送来了一包不足20公斤的炸药。成败在此一举!不让敌人过桥，才能保障攻击部队打下枣庄。敌人的铁甲车、装甲车、坦克在桥西头，一开灯亮如白昼，大桥又在敌火网控制之下，因此，炸桥的人选是个关键。我考虑再三，只有二连副指导员刘志学能当此重任。黄昏前我和刘志学一同来到桥北，用望远镜侦察。我说，就是要你去炸掉它。小刘问，给我多少人？我伸出两个手指头。小刘问是谁，我说，你自己从二连选，这次爆破是偷袭，人多了用不上，如果未爆前被敌发现，就等于爆破失败！

经过周密的爆破准备，临近半夜时分我们出发了。走到离桥约200米处，刘志学不让我再向前走，说：你若再不停下，就是不信任我！他们三人又前进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等待的滋味真难熬呀!好不容易看到了爆炸的火光，等待着他们仨安全返回，谁知只回来两个人。我急问：刘志学呢？他二人回答：“在离桥约百米处，他要我俩隐蔽，并嘱咐，炸桥后敌人的枪炮声一停止，你们就往回走。”我一听，心想糟了!小刘恐怕凶多吉少。就在这时，忽然发现有条黑影在移动，我的心头一亮，一定是小刘!距离越来越近，我小声叫：“小刘!”他边答应边向我走来。小刘说：“你告诉我从桥底部爆破，我摸了摸它的厚度，这包药恐怕炸不开。于是我爬上桥面，改成炸钢轨。我把钢轨底下的石子一块一块地搬开，把炸药包塞进去，退回我事先准备好的沙坑里，拉绳爆炸。等敌人熄了车灯，停止了射击，我又回去检查了一下爆破效果。”多好的同志呀!他的胆大、心细，尤其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使我永难忘怀!

炸桥成功，争取了一天的时间。敌人的铁甲车没有铁路，就象一条死蛇，寸步难行。这一天的夜间，在三纵队一个团的协助下，我军攻克了枣庄，活捉了敌一一一师师长周毓英。历时九天十夜的峄枣战役胜利结束了！

在返回兖州的途中，军分区首长要一营在邹东田黄镇的东罗头地区休息，营部住在地主的大厅里。我找了一块破席铺在东间墙角躺下，刚出院的王士英营长，不顾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也挨着我睡下了。副营长佘顺云用手电照了照地下，对值班通讯员小杨说：“给我搭铺!”小杨说：“顶子床有铺草，还要搭什么铺？”老佘说：“搭地铺!”小杨说：“过去没高铺你不睡，观在给你留着高铺，你又要睡地铺，你真难侍候呀！到天亮时间不多了，你就‘凑和’这半夜吧!”

第二天早饭后，我约老佘走一走，看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邹东根据地。这里有个妇孺皆知的顺口溜：没情况(指敌情)东西罗头、张家庄(司令部驻地)；有情况，瓦曲、后峪、闫家庄；大炮一响十八淌(是大山中间的一条山沟)。我把此顺口溜给老佘介绍后问他：“昨夜通讯员顶撞你时，怎么不发脾气啦？”“你都听见了？”“听见了。过去，哪怕只有几小时的休息，你也要睡高铺。通讯员也是两条腿，你不顾他们疲劳，搭了拆，拆了搭。说这是个生活问题可以，说这是个群众观念问题也可以!我想你给地主放小牛时不会睡高铺吧？恐怕是睡草窝吧！当了干部可不能忘记了过去，忘记了群众！”我俩边走边说，他哭起来了。我问：“老佘，我说的不对吗？”老佘说：“我忘本！”我俩相处的日子不长，但能以诚相待，关系融洽。

 

   十一、南线阻击

峄枣战役后，鲁南地区除兖州一个敌据点外，都是解放区了。据说陈毅司令员要把战争引到华中去，毛主席不同意，说：你消灭了蒋介石的快速纵队，又活捉了马励武，蒋介石很恼火，要同你陈毅决战，你就同他决战。华中不如山东，“叫花子打狗，背靠墙嘛”!于是鲁南会战的准备工作开始了。鲁南军区命令十六团参战。这就是第二次南下。我营在十里泉隐蔽备战，补充武器弹药，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全体指战员都鼓足了劲，盼望会战早日开始。但在汤阴营以上干部会上，军区政委傅秋涛同志说：“陈司令员把我叫去说鲁南会战不会了。我们正面有蒋介石的十八个整编师，北线王耀武出动七个师已到蒙山后，我已腹背受敌。我决定暂时放弃鲁南，以五十个团北上打王耀武。陈司令还说‘哀兵必胜！’我开始也想不通，后来我思想通了，陈司令决定放弃临沂，我决心放弃桑村(鲁南军区驻地)。在南线阻击的部队只有军区所属九个团，任务是七天七夜不许敌人进峄县城，使北上主力无后顾之忧，保障莱芜战役的胜利。谁把敌人放进峄县城，就杀谁的头!从今夜开始由隐蔽转入开赴前线，大张旗鼓摆开会战的架式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北上。”最后，傅政委警告说：“你们碰上七军时别马马虎虎，要讲究点战术。”我心里想：什么七军、八军的，不都是国民党兵吗？会后，我营开赴小城子、小张庄六○高地地区，为团的前卫。第二天傍晚，指挥部的侦察连过小城子时，连长对我说：“有我们在前边，你们就放心地脱裤子睡觉吧!”佘副营长问我：“今夜就不派游动哨了吧？”我说：“一个也不能少！”

一夜无事。第二天拂晓前，“叭叭叭”三枪，接着就是猛烈进攻的枪炮声。一摇电话机轻飘飘的，线已被敌人割断。没想到敌人的进攻点不是正面而是我营左后，并且采用了夜间包围，拂晓攻击，三枪为令的日本鬼子曾经用过的战术!

敌人一个营猛攻，经七次冲锋后，敌人只剩下七、八十人。又有一个人把手枪高举带头冲上来了，我令二连机枪班长一个点射打掉了他。就在这时，我第三连从六○高地上鸣枪报警!我对佘副营长说：“我们已被敌人包围，六○高地若失守，全营就会被围在小城子这个洼地里。你在这里指挥一、二连，再给敌人些杀伤后就撤出小城子，方向是黄风口以东的山上。”我到六○高地前的小张庄时，三连已集结待命。我令副连长崔庆奎带一个班和一挺机枪堵住黑风口，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退!令指导员李臣带全连爬上六○高地，下到山的西坡把敌人拦击在黑风口南北向的一条山沟里。从小城子撤出的第一连在黄风口以东地区集结，二连来到了六○高地。

刘志学同志上衣都是血。“小刘，你负伤了？”我问他，小刘说：“没有，四班副班长小朱牺牲了。我把他背到小城子村北，实在背不动了，才把他放下。”我听了，心里一沉：小朱是他妈和他大娘两个寡妇守着的一根独苗，准备给他娶俩媳妇，好一支两不绝。他是刚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战场上的情况紧急，容不得我再想下去，随即命令二连副连长李得胜带一个班去守制高点，令副指导员刘志学留一个班一挺机枪作为预备队，其余下山协助三连守住阵地的右翼。又派侦察员李焕亮调回崔庆奎。小崔来到后，我对他说：“你们打得很好!你明白吗？你若在黑风口堵不住敌人，一、二连就脱不了险。你看，敌人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向你连阵地左翼进攻，你带这个班去守住左翼。”

团侦察参谋老张来到我阵地上。我对他说：“向我进攻的是整编第二十师一个团，早已占领了黑风口西崖上山顶。敌人居高临下，对我阵地施行火力威胁，可我们打得他们不敢靠边。我看再打个把小时就天黑了。”张参谋说：“首长要一连在东山集结待命。”

敌人第八次冲锋突破了三连二班阵地，副班长王化文同志牺牲，三连无力反冲击。我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再有半个小时即黄昏了，就令预备队出击，把敌人反出去，恢复前沿阵地。崔庆奎同敌军一个连长在对话，敌连长说：“朋友，你走吧。上级命令我一定拿下这个山头。”小崔说：“朋友，上级命令我守住。有我在，你别想上来!”敌连长说：“我们的人已从南面上去了。”我要李焕亮去告诉小崔不要同他胡扯。突然看到控制制高点的李得胜阵地失守，跑下山头，命令他回去，他不听，伸着脖子往山下跑去。此时我手中已无预备队用来反击，只有侦察员李焕亮、小徐(通讯副班长)我们三人了，只有撤离阵地。“焕亮，快去，把三连、二连都撤上山来向东山转移。”

撤到黄风口以东山头上，已经黄昏。我对佘副营长说，等一会你指挥三连把王化文同志的尸体抬回来。要二连去小城子村北寻找小朱的尸首，然后把队伍带到团部。

我到了团部，听参谋长说，特务连野外演习时，在小窑子南山与敌遭遇，五个正副排长牺牲了四个，周长胜特派员也牺牲了。听到这里，我转身就往外走。邓政委问：“你往哪里去？”我回答：“去看看老周。”邓政委说：“见不到了，已经埋葬了!”我心里一阵悲痛。

第三天，敌人的一个军和一个整编师已从我十六团正面前进到距峄县城十多里路的地区，再有一天就到峄县城了。团决定全团反击。我们一鼓作气，把敌人反击过了红山口，离临沂城不远了。当天晚上，军区指挥部召开汇报会，我团副团长陈崇礼同志说：“十六团三天打了两仗，吃了一个败仗，打了一个消耗战。”军区郭化若副司令接过话茬说：“败仗？指的是小城子六○高地喽？你们知道对手是谁吗？七军!你伤亡多少人？十人。七军抬回去多少？五百多!这是我们的侦察员亲自一抬一抬地点数的。二十师的伤亡还不详。你十六团想一口吃掉七军才算胜仗吗？我还没有算敌我双方的弹药消耗。我们的阻击战只求消耗敌人，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六○高地激战一天，敌人才占了个空阵地，晚上又撤回原地。这能说是敌人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吗？这次战斗，真正的失败，是丢了六位同志的尸体，这是政治上的失败？今后千万要记住这个教训!敌人一般不抢运和糟踏我军尸体，可这次你们把敌人打惨了!为了发泄对我军的报复情绪，他们在小窑子南山火烧我军尸体，把小城子六○高地两位同志的尸体运回沙沟当祭品，祭他们的死鬼。”郭副司令最后还讲了守山的战术问题。

战斗进行到第七天的晚上，指挥部命令撤出阵地，与敌人脱离接触。第八天莱芜大捷的战报来了，歼敌七个师六万多人。这时才向全体指战员公布了鲁南会战的真相。并根据战绩对干部进行了调整：一营三连副指导员李臣升任该连政治指导员，二连副指导员刘志学改任该连连长，调一连一排副排长张俊昌任三连一排排长。团的另外意见是要一营支援三名连营干部去二营，一是提升一连指导员彭士清为副营长，同时调一连一排长、二排长为副连长和彭一起去二营任职。我虽舍不得他们走，但为了他们的成长，只好忍痛割爱。

 

   十二、津浦路东阻击战

鲁南军区司令部命令，转入两个月的阻击战，保障野战军主力在青州地区休整。十六团的任务是沿津浦铁路东侧阻止敌人北进。我在北上途中陶峪村接受了二打峄山的任务。到了团部，副团长问我有什么建议，我看看表之后说：“时间不允许我多说。第一次打峄山是副团长去的，对山势地形了如指掌。我认为主攻方向应在南，只有在南，才能攻下南天门，控制制高点，掌握居高临下的主动权。为了减少伤亡，要在拂晓前攻下南天门。”陈副团长说：“我同意老萧的意见。”邓政委说：“我也同意，请首长指示。”军分区政委站起来，握紧我的手说：“希望你打好这一仗!”我点点头。副团长补充说：“如果拂晓前攻占了南天门，点火为号!”

队伍从陶峪出发了，从开始就是强行军的速度。在行进中我问刘忠：“重机枪能跟上吗？”刘忠说：“保证不掉队!”到了南天门，占领了制高点，一个敌人也没碰上。老佘说：“点火吧!”我说：“不点，不要贻误战机，趁天不亮扑向洞口。”到了洞口也无敌人，进洞搜索，结果仍是空无一人，李老八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是避战而不迎战。

本来我们的任务是打下峄山后，以峄山为依托在铁路东侧阻击。但中午得到了改变任务的命令：副团长带一连和重机枪连回团部去，由我带两个连掩护峄山区委做好撤退工作以后，转移到匡庄地区，掩护凫山县撤出人员进山。当夜十二时左右，峄山区委书记对我说：“工作已布置完毕，明天支援你打仗。”我说：“不用了，我的任务变了，你们今后的斗争会更艰苦。”我要管理员宋丙合给区委留下一部分枪支弹药，然后我营离开了峄山。天不亮，我派出以营部副指导员为首的侦察小分队出发，监视敌人到达的位置。第一个报告是：沿铁路线北来的敌人已到孟庙。接着第二个报告也来了：从山里经乡城一路敌人已过陶峪，前锋都是骑兵，约有三百匹马。我在匡衡墓以西公路上等待凫山县撤出人员，好不容易等到了前站人马，我问来者：“你们的负责人在哪里？”他往后一指说：“那个骑白马的就是张科长。”我即令向后传，要张科长快马加鞭上来。张科长来到就说：“我要大家在西苇、东苇开早饭呢。”我问他：“你知道情况紧急吗？”他摇摇头。我说：“我担负掩护你们进山任务的只有两个连，敌人已经进了邹县城南关，由乡城来的一路先头是骑兵，霎时就到。”张科长听到这里也慌了，急问怎么办？“快，向后传，跑步通过危险区。”我话音未落，二、三连已同左路敌人接火。我看了看撤退队伍的后尾已无人，忽然敌人的重机枪又从东关追出二十多个人来，未被打倒的下了公路向北逃去。我断定凫山县的撤出人员已大部脱险，遂到二、三连的阵地上对王士英营长(是夜间离开医院来到前线的)说：“任务已经完成，你带二连撤出战斗。”老王叫我走，我叫他走，他急得大叫：“李臣，你把教导员给我架走!”我要李臣过了公路在小村庄里留两个排掩护营长带二连北撤，另一排前出到左后村庄，以防敌骑兵迂回包围，断我退路。就这样，两个连接替着撤退到红庙。

天黑后团部送来了书面命令，要我营进驻朱家村，并说皇柱有我十五团部队。我查看了一下地图，此村位于邹县城东北方向约八里，七里沟就是敌人的新据点，村北约千米即是孟林山，处在由乡城来的一路敌人的必经之地。我营到了朱家村，两次派出侦察员向皇柱同十五团联络均未见十五团一人。我提议派出全部侦察员到皇柱挨门挨户地查找。拂晓前，侦察员全部返回，仍未找到十五团一个人。王营长说：“我营左右两个侧后均无保障，又无工事作依托，有全营覆没的危险！”我说：“既然情况有变，可北撤一公里，以孟林山为依托抗击敌人。”在孟林山，我见到了十五团副政委于华。我问他：“皇柱怎么没有你们的部队？”于华说：“有啊。”我将我们寻找的情况说了一遍后，他说：“咱那部队你又不是不知道，敢驻皇柱村里吗？夜间在村外一条沟里隐蔽着呢!”我对营长说：“我带队伍上山抢修工事，你写个报告送团部。”团部接到报告后，又命我营东进佛庄。我营进了佛庄，同敌人迎头撞上，经激战，因寡不敌众撤出战斗。佛庄战斗后，团首长询问朱家庄后撤的情况。我说后撤的责任在我，不在营长。这件事过去不久的一个晚上，王营长说：“老萧，你有事瞒着我。”我说：“屁话，我有什么事瞒过你呀!”老王说：“你别说了，你替我受过。”我明白他指的什么事，对他说：“我没有替你受过，只是承担了我那一次的责任，后撤一公里不是我说的吗？”老王说：“你把你说的话改成了你决定的，性质就变了!”

 

   十三、第三次南下执行捉两个俘虏的任务

昌平山阻击战的当天夜里，军区又调十六团返回滕东。这就是第三次南下。到达目的地，我营驻下户租村，隔河与东郭、钱家村的敌人相望。团首长传达军区首长命令说，华野总部一天一个电报催要津浦线上北进敌人主力的番号，军区集中了四个团打了七天，也没侦察到来“将”是谁，为此，才调十六团返回，任务是抓两个俘虏，弄清敌人番号。任务就交给我营。

我营同驻东郭的敌人一连打了三天，毫无收获。前两天，战场均在下户租村前河滩上，不仅没捉到活的，连死的敌人也不丢。第三天，为了把敌人引出，我军佯败撤上北岭，结果敌人不追，像猴皮筋样一伸即缩。晚上，我同王士英同志商量说：“这样打下去，恐怕再打七天也完不成上交两个俘虏的任务!面对强敌，我想只可智取，不可硬拼，能偷两个回来，不就完成任务了吗”王问：“怎么偷法？”我说：“你只要同意偷，具体行动我安排。”营长同意后，我找来了三连指导员李臣，并交待他带一个班，一挺机枪，一个枪榴弹筒去钱家村。路线要迂回，沿河东岸向南，到钱家村正南折向西，找到去滕县城的公路后，回头进钱家村。这样绕个大弯，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若是偷不到俘虏，就给他个火力袭击。

李臣同志带领小分队出发了。我送他们一程，李臣就不让我再前进。可是，等候的滋味真难受，心急火燎，分秒难捱。突然，钱家村、东郭的枪声就象开锅似的响成一片，照明弹把天空照得一片通明。我想，完啦!偷袭不成功，才捣了它一杆子。正在失望之际，从原道来了几条黑影，走近一看，是一班长魏道吉等五人架着两个俘虏。我急问：“指导员呢？”小魏说：“还在后边!”他继续说：“我们进了钱家村，碰上当官的门卫换岗，一班儿三个人都被我们捉住。其中一个不老实，大声喊叫，我用手榴弹往他头上一敲，没觉着使劲，他的脑袋就开了花。指导员让我五人把这两个架来，他又去捣它一杆子去了。”

我同王士英同志分别审讯了俘虏，两人供词一样，都说是整编十一师的，本来是同七十四师并进临沂，到了沂南被调回徐州，顺津浦路北上。这说明敌人想以“双王牌”并进，重点进攻临沂，当发现我华野主力已不在鲁南时，才又改变了部署。

拂晓，窜来东郭、钱家村敌整编十一师的这个旅已撤回。军区命令：十六团任务已完成，立即返回。当我们行进到曲阜东郭地区时，看到团部下达的宿营命令，要我营驻湖上，团部带一个营驻土门，另一个营驻屯里。湖上村地处平洼地，隔河村庄驻有敌人一个旅，我营两面受敌。周司令看到这个宿营命令，认为不妥，即令十六团调回第一营驻土门，将十六团阵地收缩，并以倒品字形布防。第二天早晨八点，敌人开始进攻屯里，我把队伍集合后向团指挥所报到，副团长让我先休息，我便找地方睡觉去了。一觉醒来，战斗结束，团邓政委说：“屯里一战，三营营长牺牲，八连连长负伤。”我说：“不是昨晚就调吕长城回司令部吗？”政委说：“他们偏要他住一夜，第二天早上给他送行!谁知把一个经过万里长征的老同志给送进了‘鬼门关’!军分区首长爱惜老同志的一番苦心也成为泡影!”

根据侦察的情况，团决定一营夜间隐蔽去湖上伏击。我带一、三连和重机枪连去湖上，营长(还在病中)带二连进屯里，以保障进入湖上的部队右后方的安全。等到早晨九点多，敌人还是不过河来，反而向我左右两翼的后方迂回。我右后方敌人被我二连阻击在屯里，伏击已经无望。我决定撤回，用两挺重机枪拦截向我左后迂回的敌人，掩护部队转移，其余同志以班为单位，分散后撤到指定的集合点。我一个人走在通往屯里以南的土岗上，观察着部队的运动和屯里的情况。突然从屯里东南小山上传来了叫我上山的喊声，原来是军分区林参谋长和政治部李主任。首长问屯里放了多少人，我说三十余人。李主任说：“你看看石板上的记数，敌人已经打了五百多炮啦!”我说：“敌人炮弹多，打呗!反正他填不满交通壕。”李主任说：“那你的二连呢？”我指给李主任看，在村东南沟乱石（分石）里!三人一组带一挺机枪和一个枪榴弹筒，在交通壕里游动射击，引敌人打炮。敌炮火力延伸，我二连即全部进入战壕，待敌人冲上来，就把他们打回去。敌人退了，我二连也出来，敌炮又开始对交通壕射击。李主任很感兴趣地说：“你也会唱空城计！”我说：“这是兵少逼出来的。”李问：“你还有多少人？”“一百三十二人。”我提议整编成一个连，免得光说大话，尽使小钱，李没表态。

晚饭后，李主任的警卫员给我送来一本书——缩编本《日日夜夜》。第二天李主任来问我：“看完了吗？有何感想？”我说：“看完了，没感想。”李主任“啊”了一声说：“我白送你一本书呀!”我说：“那位营长姓沙，我姓萧，他是俄国人，我是中国人，对不上号!”李主任说：“别发牢骚啦!昨晚几位同志商量了一下，别无兵源，准备调十五团两个连给你。”我说：“十五团总共五个连，这种挖肉补疮的办法好不好？请首长再考虑。”

几天后，给我送来了二百解放战士，不是快速纵队的，是二十六师的，都是蒋军的士官，十年左右的军龄，年龄35—40岁之间。经过两天的了解，第一，对吃煎饼不习惯；第二，对失败不服气；第三，看不起我军的装备。根据这些活思想，决定整训七天，要管理员召开各连事务长会专门解决干煎饼软吃的问题。通过整训，使广大解放战士明白了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是战争的性质——正义与非正义，而不是天时、地利。我举例说：“在峄县城坦克不是可以通行无阻吗，为什么没有开出城门就当了俘虏？马励武坐峄县城指挥，只三天三夜即城破被俘。决定胜负的基本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在讨论中解放战士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刚进入鲁南时如入无人之地，可是战斗一打响，也不知哪里来了那么多军队和老百姓，犹如汪洋大海!看起来人心的向背是个大问题呀!

七天的整训结束了，团首长传达军分区首长的命令，以一营为骨干(营长和二连留原地)，和曲阜独立营、泗水县大队组成七十一团，打击向我内地窜犯的敌人。参谋长任团长。当夜进到公路北侧高家庄。这个村子前几天刚被国民党的飞机轰炸过，我一连一名战士的全家只有怀抱中的一男孩幸存，我让这位战士回家照顾孩子，并要宋管理员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第二天下午，先是我化装的警戒战士在公路上捉了两个还乡团人员，接着我一连班哨击退沿泗河而上的一股敌人。太阳落地时，三连报告由东来一股敌人已进西岩店。天黑后，我们转移到尹家城，我一连连长陈广聚带一班向西岩店的敌人进行火力侦察，连续三次袭击都没有反映，这说明这是一支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第二天一早，我又来到公路上，看到西岩店村东南角有几付望远镜对我观察，不一会，敌人便兵分四路出动。右路出村西口过河直取金庄，左路向东去占领高地，正面两路约四百敌人向南扑来。我问团长：“怎么办？”团长说：“给敌人火力杀伤后转移。”在无可利用的地形和左翼无保障的情况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他立即又改为“坚决打，不准撤!”我明知不妙，但没有象已往那样抗争，便命令两个连进入阵地，各顶一路，不到五十米的距离不许射击。敌人的右路已经占领了金庄，向我阵地侧射。正面敌人在迅速上岭，距离我只有百米左右。一个战士走火响了一枪，敌人停止前进，似有散开的动向，为了不失掉穿“糖葫芦”的战机，我命令打，正面之敌被我猛烈的火力压在地上，不敢爬起来，只能用火力还击。占领金庄的敌人继续沿河西向我左后迂回，若不是尹家城南土台子上的我半个班的抗击，早就过河占了南小岭。一连连长陈广聚对我说：“我们被包围啦，撤吧!”我说：“你没有听到团长命令坚决打，不准撤吗!”我同通讯员李宪盈合作，他当弹药手，我当射手。先立射，后跑射，正打得起劲，陈广聚又来要求撤，我不予理睬!陈广聚第三次来到我跟前说：“教导员，你真狠心把咱们这两个连扔在这里吗？”他这句话真的戳到我心上，使我想起了鲁南会战前因二连两个排长开小差后郭主任对我说的一番话：“老萧啊，一营可不能出问题啊！十六团就靠一营吃碗饭啦！”一连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三连是全团的团结模范连，战斗力也比较强。如果这两个连完了，将是多么大的损失呀！已往对错误命令自己都是坚决抵制，今天为什么采取怄气的态度呢？我心到这里，决心不再执行这个错误的命令，便对陈广聚说：“一连掩护三连向东南芦城方向撤！”三连撤出阵地后，敌人攻势增强，我又对陈广聚说：“留下七班给我，你带全连走！”经过一番争执，还是我留了下来。我指挥七班断后把敌人的火力引来，到村南和土台子上的半个班一同掩护主力撤出危险地区。在我过小河沟时，通讯员小李负伤。在土台子上，我右腿中弹三枚。七班长命人抬着我边打边撤，在南山沟里遇上了先期到达的团长。他看到我一言未发，既不坚持他那“坚决打，不准撤”的荒唐命令，也不下达新的命令了!从山上跑回来的一连卫生员小魏给我包扎，剪开棉裤腿一看，钳在膝关节下的一个弹头还露着屁股，我叫小魏用尖嘴钳把它弄出来。上去南山口，遇见副团长、邓政委。到了团部，郭主任和卫生队长孙安国接过担架把我抬进屋，孙安国看后问：“谁给包扎的，怎么三个洞只包扎了两个？还给留个洞出血呀！”到了军分区驻地椿树沟，彭副政委在村口等着，叫他的警卫员端来一碗鸡蛋汤，他询问了我受伤的情况后，便派了两名医护人员送我到东家庄卫生处。我在担架上回想着这次尹家城战斗失败的经过，回想着团长瞎指挥的桩桩往事，心情非常沉重，深悔自己不该不负责任地执行他的错误命令。

 

    十四、养伤期间

第二天，我被转送驻在平邑县朱家村的我军医院。担架到了村西口，我见路旁不少熟人，便把脸一蒙进了村。医院把我安排在一个单人病房里，派来特护。为预防伤口化脓，给我服了大量的消炎片，把胃伤得吃了就吐。通讯员小陈(团部通讯排二班副班长)出去想买几个鸡蛋，遇到村长老何，小陈被认出(小陈原来是我的随身通讯员)，知我在住院。到了晚上，所有的村干部都来了，异口同声地批评我不该对他们保密。随后，各群众团体都派代表来病房慰问，连儿童团也派来了三个代表。

我负伤的第四天，十六团七连的孟副指导员也来住院，要求住到我的房间。孟对我说，他们的连队遭敌人夜袭，连部除卫生员被打断腿，其他人全部牺牲，还有一个副排长负重伤。痛悼之余，他问我：“过去一营老是前卫，为什么没有遭受过夜袭？”我说：“这没什么秘密，我是采用的‘堵门’战术。我们一营组建了两个侦察班，每夜轮流出动，到敌人驻营地附近监视，敌人一出动，就被发现，就遭到截击。敌人偷袭怕暴露企图，见我方早有准备，也就不来了。这样以少数人的疲劳能换多数人的休息。如在宿营地即使四面设防，在平原地也是防不胜防。”小孟听后，感慨地说：“难怪呀!”

第五天，敌机轰炸医院，轻伤员都疏散了，我还没有转移，村长老何征得院长同意后把我抬到松林深处的两间房内。晚上，村党支部书记王春英对我说：“同区委联系不上，也不知该怎么办。”我告诉她都在准备撤退，她沉思之后说：“什么东西都可丢，军、工、烈属一个也不能丢！难就难在这里，都是老弱妇孺，没有脚力!”我也为此犯愁，我又故意问了一句：“为什么一个不能丢呢？”王春英同志说：“假若丢上一个，我们今后就无法工作了，有谁还相信你，谁还愿意参军、支前啊!”我从内心敬佩这位女同志的思想水平，有这样的农村干部，人民战争能不胜利吗!

第六天早饭后，村基干民兵政治指导员杨继友同志披挂整齐，来到我面前说：“敌人已经到了大峪沟，与我村一岭之隔。轻伤员都走了，只有重伤员在等担架。我带基干民兵去西岭顶住敌人，我已安排好人，背也把你背走!”我在地委工作时，负责地委基点村——朱家村的工作，基点村的工作不等县委、区委层层布置，而是地委直接布置，先走一步，取得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在同群众一起的年月里，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这鱼水深情，在这短暂的四天里更得到了集中体现，更使我深深体会到党贯彻的“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是何等正确!

华野总部原打算不让敌人过沂蒙山，在白马关以西，曲阜、邹县之间歼灭敌十一师。不料在战役开始前敌又一支王牌新五军到了大汶口地区，原定战役计划不得不停止实施，改变为打到达泰安的七十二师，目的是围城打援——消灭新五军。新五军的军长邱清泉非常狡猾，不上钩。等我主力弄假成真打进泰安城时，新五军才增援，使我攻城主力不得不仓促撤离泰安城，连缴获的重武器也没有运出来!

打掉了七十二师，蒋军西起津浦路东至海边的一字长蛇阵继续北进，我军医院只好北撤过了黄河，我被转到华野第七野战医院第四队治疗。

在北撤的过程中，我三渡黄河，两次遇险，但都化险为夷：第一次是北渡，刚上了一只大木船，就听见敌机飞来的声音，船上的人很乱，我说了句：“军人要听命令守纪律”，大家便整整齐齐地坐在船上。敌机投下照明弹后，就扫射河道和渡口。我对掌舵的老大爷说：“开船！”他说危险。我说：“停在这里等着挨打更危险!”船开动了，冒着敌机的弹雨到达了对岸，全船人无一伤亡。船工一迭连声地说：“这是河神保佑！”我们只觉好笑。第二次是出院回河南岸找军分区后方机关，那时河两岸不断出现特务同飞机的联络信号，致使敌机经常轰炸渡口和船只。我坐的这支大船载有四辆支前的“二把手”车子和牲畜，船到河心，一头大青驴拼命往水里倒退，船身倾斜进了水，眼看就要船翻人亡，舵手大喊一声：“放手!保人要紧！”牵驴人手一松缰，大青驴下水就不见了。

在转移途中，我真正看到了“半边天”的作用。鲁中邵家村，百多户人家只有两个男人，一个年近花甲，一个腿有疾病。全村的生产和支前等工作都由妇女顶着。在这里，有我四支队两个连的指战员的坟，他们是1941年日寇冬季大扫荡时牺牲的，我拄着拐杖去村外墓地致以深切的悼念。

1947年秋，我任鲁南军区后方教导大队副政治委员、党总支书记时，军分区周司令派人把我叫回去。在那里见到了我十六团的老同志，从他们口中得知，尹家城战斗后，十六团突围，兵分两路，一路由团政委、参谋长率领第三营向东，一路由副团长陈崇礼、政治处郭主任率领第一营、第二营跟随军分区首长向西。突围中，团宣传干事孔梅同志被淹死，三连副连长崔庆奎同志牺牲；第一营只剩了一、三连，第二营只剩下了第五连。在长时间的紧张的运动战中，物资供应根本无法保证，战士们的棉衣先变成夹衣，再变成单衣，长袖成了短袖，长裤成了短裤，袖子和裤腿部都成了肩上和屁股上的补丁。这是多么残酷的考验，这是多么坚强的战士啊!经历了千难万险的幸存者一旦相逢，其喜悦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十五、军大学习与接受起义

部队调出军官队的教育任务

前方需要干部，教导大队回鲁南，我因伤未愈，不能去前线。l948年初，我要求到了军政大学高研班学习，任党支部副书记、兼临时党委委员。这一期学习内容，因战争形势的需要，把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改为“三查三整”。我在这一期学习和工作中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了学习政治理论的重要性，使我在理论上得到了提高。

当我完成了学习任务，准备轻装回前线时，突然向我传达了校党委任命我为校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的决定。我不同意，但也改变不了组织决定，只好留下，谁想到这一留竟是十年。

刚留校不久，校党委决定让我接收吴化文部起义人员中的政工、电台、机要人员，并任命带队的少将政工处长方啰啰为队长，我为政治教导员。吴化文的起义军官队，有两大特点，一是思想反动，二是军统、中统特务俱全，由少将政工处长方啰啰直接控制，谁也不敢接近我们。这些给教育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方啰啰不仅实行着特务控制，还大胆地以酒肉手段向我们进攻。他同副队长王国友同志喝酒时说：“有话咱兄弟们说，别给教导员说。”我对王国友同志说：“只要别忘了‘咱兄弟们’都姓共就是了!”

方啰啰铁桶般的统治终于出了漏洞。一天，学员马家驹同张鸿善打架，张鸿善被马家驹照后脑一棒子打昏了，马被方啰啰关押起来。五大队政委高明雨电话中对我说，方队长的报告已退回，并对他说没有教导员的签字不收。方啰啰无奈才对我说出了打人事件，提出对马家驹要按军法严办。我对他说，还要看打架的起因和承认错误的态度而决定如何处理。我带着三名通讯员找到了关押马家驹的黑暗牢房，把方啰啰派的看守撤掉。我同马家驹谈话，从中了解到马是西北军不得志的老兵，干了几十年，才混了个少校军衔。打架的原因是不愿再受方啰啰的统治。张鸿善是方啰啰的亲信，好打小报告而又盛气凌人。马还揭露了方啰啰如何私自训话和不许接近我们的规定。我对马说，打架是违犯军纪，打伤人更是错上加错，若能在军人大会上检讨得好，可免予处分。最后我问马：“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讲的都在军人大会上讲呢？”马斩钉截铁地说：“敢!”

当马家驹检讨错误时，口号声不断，要求严办声不断，制止马家驹述说打架的原因和经过。这一切都是方啰啰的预谋，他坐在那里得意洋洋。军人大会的主持人王国友宣布：允许讲不同意见，不许起哄。当马家驹揭发到方啰啰的非法活动时，会场上炸了锅，方啰啰也坐不住了，急得团团转。这时他不得不求助于我，我对他说：“沉着气，让人家把话讲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坐下来听嘛！”最后宣布：马家驹对所犯打人的错误检讨很好，解除禁闭后免予纪律处分。

方啰啰有两个卫兵(都是中学生)，一个勤务兵(我解放区儿童团长被俘的)，还有一个挑夫。我对文书赵墨卿同志说：“别让他再误人子弟，你挖他的墙角。”那四个人经过赵墨卿同志的教育，都要求调离。方啰啰众叛亲离，被迫第二次找我，只要求留个挑夫。校部根据以上情况，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调出方啰啰，免去他的队长职务。从此，这个队揭掉了盖子，粉碎了方啰啰铁桶般的统治。

原电训班主任赵麟带领电训班五十余人，为米饭夹生而示威请愿。我听了他们的意见后说：“炊事员做米饭没有经验，饭夹生重做，一定让大家吃饱。回去等第二次开饭。”我又把赵麟留下，对他说：“有意见可以提，但用示威请愿的方式是违犯军纪的。因为你不懂而且是初犯，故不以军纪论处。”争取了赵麟，影响了原电训班的学兵。

原某团政训处主任杜森，当选为学习组长，主持学习讨论军大校风时，骂大街，胡扯，最后却在记录本上写上学习如何认真，发言如何热烈等假话。杜森向我汇报完学习情况后，双手平举记录本请我过目。我既不接记录本，也不让他稍息，问他：“你报告的情况是真的吗？”他说：“句句是实情。”我说：“假若是假的呢？你敢负责吗？!”他的脸红了。我严肃地说：“收起你那一套国民党作风，老老实实做个人吧!”

淮海战役中何、张(何基沣、张克侠)部起义的机要、电台等校、尉级军官编为一个队，再加新招收的青年学生两个队编为第四团第三大队。时事教育时还分不出来，但进入诉苦教育阶段后，良莠逐渐分明。第十队有个号称老八路作风的李剑秋沉闷了，也不主动打扫卫生了。根据他的这一异常表观，决定由我亲自谈话突破。我向他宣传了我党的政策，他交待了自己是王耀武特训班派往吴化文部监视徐旅长的特工人员，并供出特训班一批特务名单。从他的坦白交待大会开始，运动转入坦白阶段。第十一队(何、张起义队)和第八队(青年学生队)比较干净，没有“活特务”，十一队的情况与何基沣，张克侠同志是我地下党员有关。第九队(青年学生队)只利用我招生混入了一个军统特务卢继华。最复杂的是第十队，军统、中统、三青团等五毒俱全。有的表示改恶从善，并交出“珍藏”的反动证件，唯独余禾生(中统济南组组长)自学习以来，以广东话别人听不懂为由，一言不发。济南市公安局掌握了他的材料，以公开调出，秘密逮捕的方式，把他弄到市公安局。七天后，他回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流利的普通话。他说：“要我参观了两间房的证据后我明白了，写完交待材料就叫我回来啦。”随即又问：“杜森、孟松岩(副团长)交待了吗？他若不交待，我在大会上检举他俩，他们是我发展的。”我对余禾生说：“只讲你自己，给他俩留点余地。”余禾生坦白大会后，我问杜、孟二人考虑的怎么样了？杜、孟回答：明白了。

这一期的教育工作结束了，渡江战役也胜利了。我是军政大学第一批渡江南下干部大队的政治教导员，任务是接管上海。到了常州，请示前委书记粟裕同志时，他指示：上海战役正在进行，但接管工作的组织已基本就绪。七兵团已进杭州，随国民党逃亡的学生无家可归，为了今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军政大学立即去杭州招生。

在杭州百日招生工作中，时间不长，但见闻不少。杭州是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但由于长时间战乱，人们的思维已变了形，电影院屏幕后都供着神，西装革履的男女烧香、磕头，拜菩萨，成群的老太太念经队，香烛纸码店随处可见。国民党的飞机几乎天天轰炸扫射撒传单，每夜都有袭击我驻军的枪炮声。我招生办事处录取了千多名学生，临行前来报到的只有一半。

华东军政大学正式成立，陈毅同志兼任校长、政委，下属七个纵队。我任第二纵队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这个团的干部配备有点怪，加上副团长，副政委，三副就撑起来了。

后来，华东军大几经变化：第二纵队改建为第三高级步兵学校，一部分组建到军事学院，之后，在“三高”的基础上又扩建为总高级步兵学校。我算是个“四朝元老”之一。在此，我经历过三反、镇反、肃反、审干等政治运动，直到1959年7月转业到中国科学院，才离开了军队，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活。回顾前半生，虽没有突出的成绩，更无惊人的事迹，但“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可用孟子的话概括我的一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