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日伪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健全伪组织，加强反动统治，增设伪泗水县政府建设科和教育科。伪泗水县长王徽萱，聘请原济南私立正谊中学校董乔尚辰出任伪教育科长，北京宏达高中毕业的王介三为县立城关完小校长，北京师大毕业的王名仙为县立西岩店小学校长，曲师毕业的王元容，中学毕业的孔宪焘为视学员，曲师毕业的张慎五为科员，孔润生为会计。当时乔本系正谊中学校产保管人，不能就此职，也不愿就此伪职。我也不愿就此伪职，又有家庭力阻，所以也没去。后游击队长李香亭认为乔尚辰、王名仙等均系教育界正派人士，与其让别人干，还是不如让他们干好，于是坚其请。又经一再催促，乔尚辰、王名仙等不得不一同进城就职。伪泗水教育组织就这样初步建立了。因原有校舍校具均遭日寇破坏，必须重建，故延至一九四〇年春，才正式开学。

乔科长就任后，首先碰到的是教育经费困难，其次是济南正谊中学催他回校，又加他本非自愿，所以不到半年就辞职回济南了。一九四〇年冬，伪教育厅委派由伪省行政人员训练所毕业的吕兴渭来任教育科长。四三年，吕兴渭调任伪县政府秘书，我才接任伪教育科长，直至解放。

关于敌伪时期，泗水县的学校教育(不包括解放区教育)可分两个方面来谈。一、小学教育。当时共恢复县立城关小学一处，县立西岩店小学一处，后又增设县立南关小学一处。区乡小学共恢复l20余处。办得比较正规的有：卞桥、东贺庄、苗馆、星村、柘沟、中册、尖山、城西南关等校。这些学校校长的任用，多系地方选聘，呈县备案。学制为四、二制。二、中等教育。“七·七”事变前，原有一处县立师范讲习所，战时遭日寇破坏，日伪统治时期，因教育经费困难，始终未能恢复。至一九四三年秋，由德高望重热心教育事业的汤善卿老师倡议，在教育界知名人士王名仙、王介三和区乡负责人的积极赞助下，募捐教育基金，创建了一处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由伪县长傅敬铭兼任，王名仙任教导主任，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汤秋溪任国文教师，曲师毕业的韩维民任事务主任兼史地音乐教师，教会医科大学毕业的贾秀桐任理化卫生课兼校医，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徐兰田任国文教师。这些教师授课认真，训导有力，深受学生欢迎。学制为三年制，教材因课本紧缺，大部采用战前旧课本或自编教材。该校创办时间较短，只有两个班级，学生百余人，且全是男生。学生年龄较小，多是地富子弟。

乡村小学的情况比较复杂，沿公路线及重要乡镇，多采用伪颁课本，其余学校和接近解放区的学校，其课本则新旧不一，抗战课本也有。两种课本，一种是给鬼子汉奸看的，一种是实用课本。如丑村小学教师乔尚坪(乔海秋之族弟)就是因使用抗日课本而被捕进城的。我当即以此校是已备案的学校，使用的是新(伪)课本为理由，出面营救释放。

至于乡村学校的教师的思想情况，则是大部分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为形势所迫，为生活所累，不得不委曲求全，暂作栖身之计。如一九四三年四月，有一次我和吕科长到苗馆小学帮助学校解决经费问题，吕科长顺便翻阅校长的教本，发现了抗战政府的一封信，吕想看信，校长坚决不让看，竟成僵局。我便赶紧圆场说：“私人的信，我们不看吧。”吕没再强索。城关完小教师彭命三，表面上是当伪教师，实际上是待机南下抗战，我积极支持他的行动，时机成熟，便促其成行。还有尖山小学校长宋月亭，为顾全家庭生活，暂时栖身学校，实际上是一心抗日爱国，待机走向革命。我对他的介绍人王介三说：“你不要再请月亭帮您校排剧了，我们应体贴他的工作忙，进城有为难之处，更应注意他的安全。”后来，月亭参加革命，在山东文化厅工作。还有宋传恒，因是抗日小学人员，被伪保安队逮捕，经我尽力设法营救释放。

在日伪胁迫下，广大教师虽然参加强化治安大会，尊孔讲经会，张贴标语游行等，并成为新民会的当然会员，但大部分教师是不甘心为敌效劳的，是心怀祖国的。正因如此，所以敌伪统治时期，泗水教师中始终没发生特务告密、互相陷害等不幸事件。

伪教育科除管辖各级学校外，还设有教育馆，掌管社会教育、开展图书阅览活动等。馆内设馆长一人，馆员二至三人，会计一人，工人一人。

第一任馆长兰玉秀，泗水城关人；第二任馆长王常棣，泗水卞桥人，曲师毕业；第三任馆长张启吉，泗水马家峡人，济南育英中学毕业；第四任馆长闫振南，泗水城关人，省立泰安三中毕业。馆员王迪功，泗城人，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还有馆员李××，记不清名字了。

属教育科管辖的还有县体育场。体育场设立较晚，一九四三年始建，设场长一人，工人一人。仅有体育场、看台、围墙、前门，设备简陋。每年举行全县性的运动会一次，平时不开展体育活动，形同虚设。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新民会”也不放过，他们看到墙上的标语只有“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发展体育活动，增强国民体质”，而没有“兴亚”、“灭共”、“中日亲善”等内容，便很有意见，背后骂我。后因日伪合作社、新民会向群众配售红糖时大量掺砂，害民自肥，我为此事曾在县府办公室大发牢骚，表示不满。有人将此事传给新民会，新民会便借机报复，以体育场标语没有“新民会味”为由，向日本顾问告发我。日本顾问气势汹汹地追究我，我虽以受场地限制为理由作了说明，日本顾问终不能释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是两账一起算，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里，能让人说句良心话吗？

敌伪时期，我任泗水伪教育科长的经历略述如上。回忆起来，深悔自己辜负了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特别是回忆起周蓝田同志的嘱咐时，更是愧恨万分。记得那是一九三八年七月的一天，我正在村头(我寄居水泉村)忙着，周蓝田戴着苇笠，夹着双旧鞋向我走来，我说：“你来得正巧，快回家去谈。”吃过饭后，他对我说：“你的情况我了解，全家流亡在外，脱身不得，你和介三先做些辅助工作。最近先了解一下城内日寇驻扎的情况，画个图送给闫剑峰，转给彭斌同志。我今天还去北玉沟找乔连长，看看联系的枪支如何，然后去乔家村海秋那里。”当时我说：“画图好办。我护送你去北玉沟。公路上经常有鬼子来往，我们从小路走。”我们二人到了北玉沟村头，看到高粱地头上站着一位青年，走到跟前，这位青年一个立正，向周敬礼，我知道就是乔连长了，也就放心了。稍谈片刻，我就和蓝田分手了。现在回忆起他嘱咐我做些辅助工作的话，我真悔恨我做得太少了，做得太不够了。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战役中，我随部光荣起义，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大道。接着我被送到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军大工作，在党的培养下，我荣立二等功，获华东军区政治部功劳证和奖状。

一九五二年，党为了发展老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将我调至山东沂水师范工作。为了提高我的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让我一面工作，一面函授，参加了山东省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学习，这是我在旧社会做梦也想不到的。我从事教育工作四十二年有余，在历次运动中，均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跟党走。六十年代我出席了“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一九八七年，我又当选为人大代表、人大委员、政协委员。为了搞好教学，我曾编写了《书法简编》、《行草字》、《正楷钢笔字书写知识》等书法教学材料，这些材料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群众的好评。这些荣誉的获得，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我深深地感谢党对我的再造之恩。我做了点微不足道的工作，距党和人民的要求相差甚远，回忆起来，内心愧疚不安。今后，我应继续学习，继续改造，永远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在有限的晚年里，做到老骥伏枥，为四化建设多做些贡献。